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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忏悔（第2页）

在那支军队里，没有人类之爱，士兵都被教育、加工成为作战的武器，他们坚信“中日战争是圣战”

、“效忠天皇重于泰山”

，自己的生命“轻如鸿毛”

，因此，士兵的惟一职责就是“麻木不仁地盲从长官”

——在这些“活武器”

的心里，只有为天皇而战才是报国尽忠！

结果给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们“‘荼毒生灵，破坏良田，毁坏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

。

每念于此，身当其中的东史郎就感到罪孽深深，才有了“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

这样的觉悟。

所以，这种忏悔，既是为了向所有受害的中国人谢罪，更是为了避免再犯罪恶，也是为了安慰一下良心，扬一下名，赚一笔钱，其忏悔之意义对于本人、对于中国、对于全人类都是重大而深远的。

面对自我忏悔其“罪”

则与此不同，这里的罪不应属于“刑事”

意义上的——至少从理论上来讲不应这样，而多半由来于人性的不完美状态——种相对于“理想境界”

而言的不完美状态，因此，这种忏悔一般发生于教堂和私下，不具备曝光的必要性。

当然，如果本人愿意，曝光亦无不可，但是这类忏悔的性质已不同于前者，即不同于巴金《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而接近于卢梭的《阡悔录》。

明于此，从公众认识价值上说，我认为前一类忏悔必要而应该，后一类却可有可无。

怎么理解呢？

这仍需分开来谈。

说它“必要”

，是因为产生过这样大的恶劣作用，如果死不认帐，不思忏悔，这个人、这个社会就难有真正的长进，下次面临相同境遇时，极可能导致同类性质的灾难，从这一角度说，我们有必要，而且很有必要进行忏悔。

“文革”

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是持久深重的，处身其中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帮凶”

，都有自己推卸不了的一份责任，但责任有大小，责任最大的一类则是当时做官掌权的人物——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其次才是那些听信权力话语而纷纷响应的肇事者、武斗者以及为主子搞宣传的“文痞”

。

余秋雨有必要忏悔，但他并非是最有必要者，也并非一定要忏悔者。

否则，余杰怎么不让自己的父母——余秋雨的同代人也忏悔忏悔呢？

说它“应该”

，又因为真正的忏悔并不容易，符合逻辑、理论的东西，具体实行时又会面临种种困难，对于不同的人实行起来更是大不相同。

在一般人那里，他们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压根儿就实行不了。

此外，“面向公众”

的忏悔又可以分为两个等级，一是身不由己地被迫犯罪，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相反，他干了坏事，却误以为自己干的是极为崇高和正义的事，“文革”

中的许多红卫兵、造反派就属于这一类；另一个则是意识到了自己在犯罪，却不愿不犯罪，企图靠了这犯罪捞取种种个人好处。

很难说“文革”

中的不少肇事者杀人、犯罪时毫无意识。

从情节轻重上说，最应忏悔的当然是最后这类人——余生也晚，虽然来不及经历“文革”

，但是凭借观察与阅读，我发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存活率最高、最能得心应手的恐怕恰恰也正是此一类人——这类人那时候就做着不小的官，后来依旧一路高上去，你能说他们当时没有起过很坏的作用吗？因此，我们最缺乏的也正是这类而非其他人的忏悔！

如此，朱学勤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

悲剧在不断地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

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

，这里只有控诉，而无忏悔，于是这个民族不断地上演着“忆苦思甜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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