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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痛的心（第4页）

为本位，并把自己扭曲、收缩，力图适应这个“人民”

，但结果往往如朱自清说的“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

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能接受的，是习惯上过不来。

所以……我们得慢慢来”

。

面对“人民”

，过来人多半会谈“虎”

色变。

因为这个“人民”

实在是个抽象的物事，可以随意附会和解释，正像纳粹头子希特勒牵强的那样：“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民族。

个人总是要死的！

在个人以外，还有民族！”

既经如此曲解，个体“生命”

就不算什么。

然后，就可以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之流声称的，“我就是人民”

，或者像历朝历代专制暴君们的“朕即国家”

。

真要这样来理解，“人民”

的内涵必会抽干，流水似的悄悄淌走，成为一座空洞的架子。

民众们所作的当然只能是专制统治形式下的奴隶。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过这样的奴隶：这里的“人民”

不是在生活，而仅活着，动物那样悄无声息地生死，冷漠死灭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

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他，终于从种种噩梦、幻影里醒来。

在评介舍斯托夫、穆旦时，他曾夫子自道地讲，他“终于从……‘被推崇备至的理想’看到了‘更加牢固’的锁链……‘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光辉的概念’，已迅速化成琐碎的日子不忠而纡缓”

他发现，20世纪的中国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

鲁迅那代人曾为此作过勇猛的反叛，并企望自他们那代始，结束这种精神奴化状态；不料去世不到20年，钱先生这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走了回头路！

为此他痛苦地说：“40年代强调‘大众化’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时就已显偏颇，50年代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更在实际上根本否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美化人民愚昧状态的危险。”

“最后连知识分子自身也信了，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根本改造，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这是一种渗透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迷误，”

“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现在是时候了，他要沿着鲁迅的道路向前走，执守鲁迅一贯力持的精神。

“他深知世故而不世故，他参透人生，又采取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可以说越清醒，越不肯超脱，越看透现实的黑暗与自我局限，越要以更大的精神力量去与黑暗捣乱，战胜自我，在‘绝望的抗战’中获得人生的真实价值。

所谓‘绝望中的抗战’，这是一种不抱幻想的抗战，不计成败，‘不求耕耘，不问收获’的抗战，……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

钱先生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发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热，我自己亲历的就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大动乱，每一次狂热都是在一种受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冲动下开始的，最后却走到了反面。

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落后国家，受压抑的阶层中。

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历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别令人感到悲哀与沮丧。

这是历史对不成熟的民族、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惩罚。

无论是对于我们民族，还是我自己，这都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因此，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理性与怀疑精神，时刻像鲁迅那样问一声“从来如此，便对么”

。

只有具备这样一个理性，辅之以不断的求索，才不会“从一开始就被引入错误（全局性）的方向”

。

1999年12月20日，北京魏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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