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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走极端的莫言（第10页）

我多么愿意成为一个被文学权威们视为掌上明珠的、不异端的好作家……但到底不行，正所谓“乌鸦叫不出画眉声”

。

当代中国，除了农民意识还有什么别的更先进的意识么？既然没有，那么，农民意识中那些正面的、比较可贵的一面，就变成了我们作家、起码是我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

这种东西我在《红高梁》里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我痛恨天下地上的一切神灵。

在我们这个很独特的社会里，我们一味地歌颂真善美，（但它们）能不能准确地表现出我们社会的面貌来？有人说我是现代派作家……我认为我是一个最现实的作家。

我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非常浓郁的现实主义的气息……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很多兽性。

我为什么觉得应该把丑写得淋漓尽致呢？就是为了张扬个性。

我们曾经有过长期的造神运动……现在，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最起码的低层次上的起点，就是价值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它进步的一面，也有它缺陷的一面，所以我们对所有的道德价值都要重新评价……作家应该……从全人类的高度上来拯救人类，从文化心理上来疗救我们的民族，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从鲁迅以来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不断地暴露我们民族性格中那种懦弱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

我觉得鲁迅最缺少的是宏扬我们民族意识里面光明的一面。

一味地解剖，一味地否定，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民族之所以还有希望，在中国发展的惟一健全的意识里恰恰是农民意识，我们不把农民意识光明的一面宏扬起来，那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这里面有几层意思。

除了对人所批评的要“理性”

“节制”

莫言颇感无能为力，不得不耍赖皮，玩一个“我就这样了，你能怎么的”

以外，其他理由都有它自身的道理。

针对其中的有些道理，我们不妨来分析分析，看看它们究竟能不能说得通，成不成立。

首先，农民意识中“光明的一面”

包括哪些内容？

如果猜测不错，那还是《红高粱》里写到过的“张扬个性”

或“酒神精神”

。

单单发扬了它们就够吗？它们就不是“神灵”

、不是“价值”

吗？

既然你要“打破一切价值和标准”

以及“神灵”

，那么，凭什么你不对它们“重新评价”

？

可能莫言会说，我已经评价过了，认为就这两个好，其它都不行。

这样肯定会不会以偏概全了呢？

二者一定又不能独存，总要直接附会在某个人身上，从而间接附会于环境、社会等外部系统上。

那么，这系统是什么？系统内部有哪些组成元素？这些元素面临到一个不仅有待“重新评价”

的问题，而且面临一个“重新组合”

的问题，而“重新评价”

、“重新组合”

后，你能保得住它们不是新的“神灵”

吗？谁能说你的评价一定正确呢？

举个例子：作为中国军队培养出来的优秀作家，莫言对战争的“评价”

就有待商榷。

他再三再四地强调：“战争中的罪恶应该由发动战争的人来负责，战争引起的麻烦应该由政治家解决。

至于人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因为大家都是受害者。”

如果因“大家都是受害者”

而不必负责，那么，即使是发动战争的人，那也可能不要负责的，他们并不能完全左右得了局势，成为“受害人”

，像希特勒、萨达姆，后来被自己挑起的侵略战消灭，在他们是始料未及的，更不是他们愿意看见的。

何况还有那些专会打着“人民”

旗号，鼓吹战争、号召战争的政界痞子与流氓呢？不单战争，“文革”

或不少政治运动里的中国人，都深受“运动”

之害，多数都有所参与，害过人，也为人所害，甚至不少知识精英都充当过“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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