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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走极端的莫言（第11页）

，整倒别人后，复被人整倒，那么谁来负责？

面对种种恶势力，有时即使你保持沉默，都意味着犯罪。

高尔基、罗素、萨特等人，都被他们的政府视为过“敌人”

，不再当作“人民”

来对待，但他们不仅没有沉默下去，还为自由的事业抗争、抗议，其精神火炬光照千秋。

我国当代史上，著名了的作家们，何曾见诸言行？那是要特别惭愧的。

为莫言敬服的巴金老人，不是也等到大家都能说话后，才站出来公开愤怒和忏悔的吗？说实在的，他的忏悔都没有多少思想，很浮皮潦草，比起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他们的不能说时尤说之，说了还能一针见血，谁是真正的精神与思想巨人呢？

莫言却是连巴金那样的勇气和思想都没有了，只“痛恨所有的神灵”

，犹如文革时的“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

一样，这目标太抽象，太空泛，差不多等于无所指，或“我想说谁就是谁”

。

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他的“张扬个性”

或“酒神精神”

，都是西来名词，在中国本土上向来缺乏。

《红高粱》中“我奶奶”

和余司令身上，严格说也都不具备这样的精神，他们表露出来的，只是我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游民”

或“流民”

血统的反映，传达的也是一种“游民文化”

、“游民精神”

，与现代意义上的“张扬个性”

或“酒神精神”

，差了十万八千里。

前者奉行“有奶便是娘”

，只要目的、不问手段的“流氓”

策略；后者却严格规定了道德的、法律的底线，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张扬自我，“拯救”

自我。

莫言混乱了人类必须遵守的必要底线，轻率地以为只要是“打破一切”

的，那就是好的，实际上就为流氓们的横行霸道，开了一道口子。

而余司令那样的土匪、王八蛋猖獗猖狂、无法无天，在他眼里，也就成了“张扬个性”

和“酒神精神”

的最佳代表。

可见得莫言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多简单、有害。

对于这样一位缺乏现代人理性意识或觉悟的作家，我们不能听见他喊着什么，就以为一定真是个什么。

他喊着的有时并非所指。

这究竟是他的能力原因造成的，还是他的口是心非呢？

就我看来，他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起码四十多岁后不太是了，因此只能是能力上的原因。

他的教育与阅读、阅历，还未能帮他确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精神。

我们还能期待他提出什么个“理想主义”

来呢？

诺贝尔曾留下遗愿，说自己的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

。

从这方面说，莫言的“理想主义”

究竟在哪里呢？他的生命力和所谓“酒神精神”

，都是些提不起来的零碎。

而面对真正的历史问题时，他却回避了，“躲”

起来了，“藏”

起来了，“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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