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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痞子文化以王朔为例（第20页）

对此，他或许并非故意，他的态度十分随便，他说过，他对金庸的批评，也是极其个人化的读后感，无意于进行人身攻击，“但我这人文风确有问题，一贯恶劣，写出来就成了杂文”

。

因而，“我说好说坏并不重要，本来是很随意的，没想搞成跟学术争鸣似的一本正经的东西”

。

这是王朔一贯的风度、气派。

他觉得写杂文骂骂人是可以的，胡说也是允准的，而学术的规矩多，不好骂人，不好乱说。

因此，做“杂文”

不像学术研究，不要讲究，讲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写了，随意点好，只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负责任——在这事上他不想认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对他认真。

在我们那个让王朔看起来绝对不美的“传统文化”

里，曾有一个条目，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内容，他们的说法叫做“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

，或者叫“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

。

这个条目被认为是全人类古来共信、不证自明的“金规则”

，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

以此对照，王朔所犯的错误恰恰是这个。

他对于自己的过分理解、对于金庸的过分不理解，同样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过去我只在《圣经》里见过，但人家是“上帝”

，耶和华，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对别人用一种标准，对自己用另一种。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

你的话语权有了，四处滥用，却不能像“上帝”

或者专政君王那样，拥有垄断所有话语的霸权。

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会有人站出来唱反调，骂骂王朔，让你干急。

具体地说，王朔的小说里到底犯了些什么“臭”

呢？

他写得不错的《浮出海面》、《动物凶猛》等作品问题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识分子高兴、也令我心头激赏不已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抠，也不是不能怀疑：那个叫着齐怀远的女人太“骚”

，不大注意女同志的庄严形象，和那个男人马林生进人情况太快。

做儿子的那位则显得太成熟了，思想、观念那么复杂，“智商”

之高、辩才之胜，真不像个孩子，起码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来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我”

方枪枪，有时就更不像个儿童啦——这孩子心理、智力发育太快，而且从小就痞里痞气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还老练百倍，金庸笔下的人物韦小宝在儿童时期也没有这副嘴脸。

何以见得这孩子早熟、发育太快？

比如，这个保育院的几岁小毛孩，对人们的“屁股”

就曾发过这么一段感想：屁股多老实啊……那么腼腆，不爱声张，默默地为我们做好事：承担我们的重量，排泄我们的肮脏；从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那么一大块脂肪垫在下面，使我们身上有一处容许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儿都像给自己带着个沙发垫儿……我对屁股充满歉意，觉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个多么善良忠厚又谦虚谨慎的好屁股。

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严严实实包裹在结实的布片里，或扁或鼓——这一定是好东西。

按理说，这种年龄的小毛孩思考问题达不到这样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孩子聪明得过了头，又特意补上一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屁股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给压在房子底下多活几天燃烧的能量。”

小说家王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人性发展之时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他太重视讲话了，一陷进小说创作中，嘴皮子就闲不住，兼以过日子紧巴巴，不得不言语泛滥，凑字数卖钱，或者为讲话而讲话，卖弄他的无所不知。

若单就讲话而论，王朔所说的那些话，还的确是表见了独特的语言天赋，在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较自负、不服旁人。

因此，当他的朋友对他说金庸小说的一大特长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种“速度感”

时，王朔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能叫“速度感”

呢，它们“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切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是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

进而，他批评金庸的文字，说他的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

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做个排字工。”

对这些，我真有点疏懒下来了，觉得它们不值得我来批驳。

可是不彻底批倒王朔的这些谬论，未来的作家也许会像王朔一样，误以为写文章、玩语言真的不必读书，只要在大街上转转，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来、信手胡写。

所以，我这个从不说教的人，只好硬了头皮“说教”

一次，负起让王朔们极力反感的“教化民众的大任”

，扯个蛋出来，并且“非要把蛋扯个大原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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