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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如果再看到最近几十年时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从粮食到其他农副产品，&ldo;供过于求&rdo;，价格低廉；同时，还有大约一亿多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创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迹，以致有&ldo;世界工厂&rdo;之称，就可以更容易的把这大段的历史贯穿起来。

尽管今日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很多&ldo;结构性&rdo;、&ldo;制度性&rdo;的问题，但与此并不矛盾，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依赖的是密集而众多的人口。

对于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些人专门&ldo;倒霉看反面&rdo;；还有人竟然嫌中国人口太多了，以为少几个亿才好（可见&ldo;虚妄史观&rdo;由来有渐），‐‐所谓&ldo;人口众多，何罪之有&rdo;？如此形成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正面看法。

[16]

[1]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辰，《圣祖实录》卷240。

[2]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壬戌、五十六年四月丁酉，《圣祖实录》卷268、卷272。

[3]雍正元年四月乙亥，《世宗实录》卷6。

[4]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高宗实录》卷3。

[5]参见高王凌：&ldo;关于&lso;清代人口研究&rso;的几点质疑&rdo;（《中国社会科学》）1982：4、&ldo;清代人口研究述评&rdo;（《清史研究通讯》）1983：2、&ldo;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rdo;（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32）、&ldo;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rdo;，《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

[6]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并没有若是之多，而只有三亿八千万左右；与之不同的看法，参见高王凌：&ldo;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rdo;，《清史研究》1994：3。

[7]参见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8]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

[9]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二。

[10]参见高王凌：&ldo;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rdo;，《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

[11]道光《仁寿县志》卷2。

[12]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206。

[13]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

[14]万历《兖州府志》卷4。

[15]参见高王凌&ldo;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rdo;。

[16]高王凌：人口众多之我观，《读书》2010年第5期。

4垦政的变化

在新对策形成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做法逐渐被&ldo;边缘化&rdo;了。

其中之一，就是土地的开垦政策。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

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而无其他。

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种植经济作物，……那还是以后的事。

明代中国耕地面积‐‐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

仍按官方统计口径来看，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

易言之，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这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ldo;全域性开垦&rdo;，[1]其浪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重于东南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的反差。

经过清初&ldo;恢复时期&rdo;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

它并不可能突然中止，而势须向前滚动，尽管速率要降低许多。

因此，估计民国初年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间已经开垦。

但是，清朝垦政却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并非像历朝历代那样，一味重视开垦。

一方面，土地开辟支持了清代经济发展的很大部分，[2]另一方面，开垦政策却发生了&ldo;适时的&rdo;转变。

它的完成，正是在乾隆初年。

清初最重开垦，有利即有弊。

不管出于个人还是其他方面的什么原因，圣祖皇帝自康熙二十年代即不欲&ldo;搜剔&rdo;，继之提出了&ldo;内地实无闲处&rdo;，&ldo;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rdo;的说法。

但是土地开垦毕竟是传统方法中最有成效的一个，并为历朝&ldo;恢复时期&rdo;屡试不爽；行政作风上，雍正皇帝又改&ldo;宽舒&rdo;为&ldo;严核&rdo;，因此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ldo;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rdo;。

引致朝野不满。

及至今上登极，尚书史贻直首奏停开垦以杜浮冒，[3]御史曹一士等亦上疏请清各省开垦流弊。

[4]是以皇上俯顺舆情，首先就拿垦政开刀，也成为他&ldo;宽仁之政&rdo;中有力的一笔。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因见各省督抚题报开垦，纷纷不一，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ldo;经朕访察，其中多有未实，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rdo;，谕令禁止虚报开垦。

[5]

当时问题最多的省份，一为河南，自田文镜、王士俊主政以来，&ldo;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rdo;；一为广西，通过废员及报捐人员，&ldo;转托地方官，逐户传催，令民报垦&rdo;，甚至发动&ldo;田邻佃户，逐一指认&rdo;，不顾政体。

它甚至引发了省级官员互讦，上达朝廷，纠缠不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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