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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巳，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准，大学士朱轼奏言，民间田地之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

督令耕畲，为足民计，非为增赋起见。

且区区报垦之粮，于国课无加毫末。

不但丈量不可行，即责令首报之条，吓诈摊派，大吏名为急公，小吏兼以牟利，所奏甚为剀切，应如所请。

得旨：依议速行。

其时耕地既有虚报者，亦有甚多隐匿者。

对此，不能说各地尚有可垦荒地，政策转折就&ldo;错&rdo;了；也不能说没有荒芜土地，皇帝的想法才是&ldo;对&rdo;的。

我们只有通过事后的完整观察，说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的想法具有前瞻性，而且根据二十世纪的经验，表明它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性价值。

乾隆元年二月，河南巡抚富德奏参前任督臣王士俊报垦多罔，得旨：

今览汝奏，第一折内则称王士俊虚报开荒，种种欺罔。

而第二折内又称豫省地亩，隐匿者甚多。

……是汝同时两奏，而自相矛盾如是，朕竟不解汝意之所在也。

如此则只有依赖清丈。

元年五月，福建巡抚卢焯奏清丈地亩。

得旨：

细观汝所陈奏，总是一篇虚词，若云查丈无累于民而且有益，则民之愿查丈，吾从未之闻也。

若云查丈非为加赋，……则民何以反畏查丈如水火哉？

是时，贵州学政邹一贵亦请丈田，御史包承祚驳之，事获寝。

[7]

六月丁亥，户部议准河南巡抚尹会一疏言：

今欲厘定科则，非履亩丈量，实难凭信。

设一丈量，必致妨废农业，纷扰闾阎。

是清丈难行，而令业户首保，亦弊多利少。

正如朱轼所云：四川近经丈量，逃亡迁徙，事故纷然。

究竟田土难于一一清理。

[8]

雍正十三年十月朱轼&ldo;民间田地丈量首报，宜一并永远停止&rdo;之疏，至乾隆四年被奉旨提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再度密议，遂于乾隆五年决定，零星地土，免其升科。

[9]

九月己巳，因豫省地土，可改水田者尚多，但须题请加赋，是以因循观望，又谕：

嗣后有情愿将旱田改作水田者，悉从其便。

钱粮仍照原定科则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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