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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诸臣设更有如雍正九年卫、彰等处之旱荒，将何以赡之？倘有如汉、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皇上即不惜数百万帑金以赈之，而水路不通之地虽有米粮，将如何转运，况邻省亦无积谷乎？……

臣愿我皇上，熟计审处，断自圣心，勿以浮言而阻实政也。

[5]

方苞的上述想法，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很能动人听闻，对于皇上坚定增强仓储的决心乃至粮政上的巨大改变，可能起过重大的作用。

乾隆以前，清代仓储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清代初年，政府即使有心也无力于增加仓储。

康熙朝平定三藩之后，屡次劝捐仓谷，但屡积屡散，实储多不足恃，有事多靠中央储备。

雍正间尤赖省际调拨，而辅以民间商业流通。

其时国家仓储虽有定额，实储远为不足。

故曰：&ldo;康熙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rdo;。

[6]因此不管方苞所奏是否动听，当时仓储的实际情况和粮政本身的重要性质，确实为今上提供了一个选择的可能和施展抱负的宏大舞台。

乾隆二年五月，上宗谕：&ldo;养民之政多端，而莫先于储备&rdo;；&ldo;今天下土地不为不广，民人不为不众，以今之民耕今之地&rdo;，理应&ldo;储蓄有备，水旱无虞&rdo;；而&ldo;我国家休养生息，民物滋繁，宜其户庆盈宁，蓄积饶裕，乃犹时虞匮乏之虞，其咎安在？&rdo;[7]表示在粮政方面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清代政府手中的粮食，分为中央和地方储备两种。

清初以来因财税支给制度的某些变更，本色税粮已远较明末为少，[8]其构成以漕粮为主，起运贮存京师。

这四百余万石税粮，在满足宫廷、政府机构和军队使用之外，常有剩余，可以拨济受灾地区（即所谓&ldo;截漕&rdo;）。

但就用途之专、数量之大而言，分布于各地的仓储则显得更为重要。

其中包括常平仓（设于省、府、州、县城市），社仓（设于乡村），义仓（设于市镇），以及旗仓（设东北），营仓（设近边），盐义仓（设濒海）等。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专为赈恤和平抑粮价而设的常平仓，按规定于春夏出借（有息），或平价出粜，秋冬籴还；凶岁则给散贫户。

其来源则主要动用正项采买及捐输（如捐监或按田粮分捐）等。

采买涉及政府财政，给地方政府的日常行政带来很大麻烦，如用何种价格买补，买价能否超过（平粜）卖价；在粮食的保管方面，则有亏损、挪移、赔补等等问题。

所以当日的问题，乃一在于&ldo;买&rdo;，一在于&ldo;存&rdo;。

为避开这些矛盾，最好的一个办法，可能就是捐监了。

继各地采买开始之后，乾隆三年正月谕令开捐，于本省交纳本色。

[9]计划除各省额设常平仓谷二千八百余万，应予买足之外，增定捐监谷三千二百万石。

[10]以使常平仓谷总数达到六千万石之多。

过去学界不免想当然的以为，皇帝是一个&ldo;热血青年&rdo;，并不了解底下的实际情况，最新利用档案资料的研究表明，不同级别的官员通过不同手段向他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无论是在仓粮的使用上，还是在其存储上），他对底情是相当了解的，只不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ldo;知其不可而为之&rdo;罢了。

而且，正如他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惟在卿等大吏与司道府县各员，竭力奉行，因时制宜。

[11]舍尽力而为之外，并无其他更好的方法。

在昔日仓粮较少的情况下，这可能不难应付，在仓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注定了日后粮政努力的最终失败。

[12]

随后发现，捐监的成绩并不理想，实际上大量的仓粮还是采买来的。

政府采买遇到的最大难题，正是粮食交易的定价问题。

清代实行轻赋与永不加赋的原则，因而预算是固定的，在总收入固定的同时，各类开支项目及款数一经确定，也历数百年不再变动，而不复能随物价的变动而加以增减。

但粮价却不能使之不变，特别是经过雍正年间的相对平稳之后，乾隆年间，出现了长时间的&ldo;（微）通货膨胀&rdo;。

此外，&ldo;官谷&rdo;与&ldo;市谷&rdo;相较，必须干园洁净、斗斛较满，也对价格不无影响。

因此派购、勒买，弊端百出，成为仓粮买补中的常见问题，官府购买几乎成了低价强购。

仓谷粜价不敷籴买、以致赔累，是仓粮买补的最大障碍之一，针对这些现象，乾隆元年，饬督抚筹划籴粜便民之策，禁止派买。

[13]二年命筹常平仓出粜买补之法，不许短发价值。

[14]并决定买补若遇价贵，&ldo;准动存公银两&rdo;，照依时价，&ldo;据实报销&rdo;；[15]改变州县&ldo;俱于本地采办&rdo;的&ldo;向例&rdo;，为向邻封价贱处购买；[16]仓粮运脚，亦准报销。

[17]但都不像表面看来那样容易解决。

为加强仓储，乾隆初年，御史陈其凝曾请将田赋照时价输谷；[18]都统布兰泰请于直隶、山西边外地亩&ldo;改折本色&rdo;，以筹边方积储；[19]七年，漕运总督顾琮请将两江来岁田赋额征（五百余万两），悉征本色；[20]八年，鸿胪寺卿梅瑴成请将漕粮已改折者暂征本色；[21]江西巡抚陈宏谋请于捐监无人、难于采买之处，&ldo;以谷代银&rdo;交纳田赋。

[22]这些建议虽大部未被采纳，但仍被多次提出，并经过反复&ldo;筹量&rdo;，显见决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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