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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为防止谷贱伤农，政府还多次提出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想法。

乾隆二年，陕西暂禁商贩，饬各州县&ldo;照依时价采买&rdo;；[23]三年，令山东、河南，贸易之余，再有余粮，地方官动支库帑，照时价籴买；[24]四年，江南为防价贱伤农、商民囤积及贩卖出境，请准&ldo;不必拘定数目&rdo;，照市价收买存仓（价昂即止）。

[25]甘肃亦于元年、七年数度&ldo;不拘原数广买&rdo;余粮存仓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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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清政府还提出鼓励生产，限制种植烟草等作物，禁酒[27]，禁止遏籴，禁止囤积，开米禁，免粮税，以及完善粮价呈报制度和建立人口统计制度[28]，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到乾隆六年，随着清代第一次全国人口数字的造报，全国常平仓谷的存储数字也同时报送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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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乾隆初年常平仓储数量

如果说雍正间全国实际储量不过一千数百万石，现在它已有了很大的增加，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常平仓储数量达到三千一百七十万石，加上其他各类仓粮数百万石，估计较雍正年间已增加了二千万石。

这些数字仅是年终统计，并不能完全表示出一年中倒底有多少粮食出仓入仓（流量），而只表示着一年中仓粮出入所余的净值（存量），就好象我们仅从每年的年终人口统计中，是不可能了解到当年的净出生人口一样。

赈粜的数量在乾隆初年更有了成倍的增加，仅以平粜而论，每年循例出陈易新，即须平粜仓粮三分之一以上（北方粜三余七，南方粜五余五）。

这些表明，乾隆初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仓储增加的成就，当已极为可观。

如从分省情况来看，直隶乾隆二年七月只储一百四十万石，六年九月已有二百万石左右，与定额所差无几；山西元年正月常平无多，六年八月已储一百五十五万石，超过了以后的定额；广东在六年八月以前两年之中，积储几至三百万石；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甘肃、福建、湖北、四川、广西、江苏等省，在这一期间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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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平粜外，这一时期用于赈济的粮食数量也很难统计。

据时人说，从前只有重大灾害，才由政府加以赈恤，小灾则由民间互相调济，自己解决，从未有过&ldo;每岁赈恤之事&rdo;，[31]可见这一部分用粮也有显著的增加。

特别是乾隆七‐八年，发生了严重的灾荒。

乾隆七年，灾害主要发生在两江即江苏、安徽的北部诸府，政府动用本色仓米二百四十万石（另动用白银七百六十万两）；[32]乾隆八年，灾荒发生在更多省份，据不完全统计，直隶共赈米一百五十余万石，[33]江西赈五十五万石。

[34]这一情况造成了乾隆七、八两年全国仓储额的显著下降（统计数中乾隆八年数与七年数同，显悉照抄）。

无疑，在这两年之中，仓粮有着远远超出年终统计升降幅度的大规模支出，它对于政府的增储计划，显然有不利影响。

乾隆初年，对于仓谷平粜，谕令&ldo;多减价值&rdo;；初定熟年每石照市价减银五分，歉岁减银一钱，令酌量再减。

[35]平粜时一般定例北方粜三存七，南方粜五留五，原为出陈易新，以防霉变，亦使青黄不接之时，得以接济民间，著荒歉之时，减价多粜，勿拘粜三成例。

[36]各省出借仓谷，秋后归还，向有每石加息一斗之例，著歉收之年，勿令加息。

[37]对地方官不敢越额平粜，谕：&ldo;平粜仓谷已符额数之言，甚属不经，是岂保赤之心哉！

且国家设常平社仓，所为何事？&rdo;[38]致使乾隆三年，已有今&ldo;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rdo;的说法。

[39]至于赈济饥馑灾伤，乾隆一朝更是&ldo;百计区划&rdo;，&ldo;一赈再赈，以安全之&rdo;，[40]常常不吝费用，破格蠲赈。

如定赈灾日给每口米数，在&ldo;正赈&rdo;外增设&ldo;加赈&rdo;诸项，于旧例只赈秋灾外，增赈夏灾，谕：&ldo;如果应行赈济，即于常例之外，多用帑金，朕亦无所吝惜&rdo;。

[41]州县散赈，旧例稽其田亩，给与农夫，改为阖属贫民，均行赈济。

[42]并将前朝经常使用的银赈方式，多改为赈济实物米谷，谕：&ldo;此系朕本意&rdo;，督抚总以银米兼施为便，&ldo;此朕所不解&rdo;。

[43]清代康熙年间，截漕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约二百九十万石，而乾隆头二十二年，即已截漕一千三百余万石。

[44]谕：&ldo;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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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系列原因，乾隆八年清廷曾一度命令停止增贮。

但不久之后，采买、捐监以次恢复[46]。

复谕：&ldo;务期多得米粮&rdo;，&ldo;不必拘拘较量锱珠&rdo;，并更定了各省常平储额（调整为四千八百余万石）[47]。

以至乾隆十年年终，全国仓储数量达到零零万石，较八年终增加了六百万石（实际增加当远不止此）。

这都表明，乾隆初年仓储的增加，并非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而是在每年同时大量赈粜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数额的，其数量远超出年终造报数字。

例如，在几个受灾严重的省份，不久之后，仓粮即有迅速的补充，如乾隆十年直隶已较定额多出四十万石，江西也买补足额，江苏到乾隆十三年亦与定额相差无多。

[48]这样，在乾隆十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全国仓储年终数额便一直保持在三千一百至三千五百万石之间。

如果把乾隆六年以前算做第一个，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增补高潮。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是实现&ldo;回向三代&rdo;理想目标的一个具体措施，也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古代实行&ldo;井田制度&rdo;，按《周礼》的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ldo;保息&rdo;等救济制度，[49]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

而&ldo;遗人&rdo;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

[50]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

[51]它构成了乾隆初年仁政中的仁政，一切德政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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