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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在树上喊话的布谷鸟3（第6页）

三、这部小说里没有人物的外貌描写，我有意消解它。

当我回想起那个年代，每个人的语言、服饰、环境，包括陈设几乎都是一样的。

留下来的是一团强烈又怪异的气息。

四、我想写一部充满了动作的东西。

1975年，知青中曾经有这样的流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极有限，凡是“想”

，我都希望它非常短促，简单到极点。

而且想者包括了人以外的其他万物，因为生活本身是绝对公正和完全的无动于衷。

人是本能地吃和睡，牛是本能地走和停，大地是本能地由绿到黄。

五、小说中的对话，我全部使用了东北方言。

方言是活的，能最直接地把人带进那个年代。

六、设置一百二十六个小的段落，每段有相对独立的情节，看起来是散的。

但是以我的理解，正是自然散碎的东西推进着我们充满变数的生活，任何年代都如此。

活着就是个大故事，不需要再编织。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场由几千万人参与的人口大迁徙，与它的亲历者们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忘掉了也正常。

但我一直认为中国70年代后期的知青生活有着相当复杂的内涵，想忘掉也难。

应当有人以新鲜的手法，客观的角度，超越某一个人某一事件，更冷静地讲述它。

在大约三年的写作中，我的目标一直就是这个。

2001.6.11

后记二

这是一本直接写知青的书，写的是1975年到1976年间，北方乡村一个方圆四十里的区域里的知青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持续十几年，先于文革开始，晚于文革结束，涉及青年学生超过千万。

70年代中晚期，这运动正呈现着它抗拒不了的特定命运和风格，虽然看上去也有特别的“生机勃勃”

，可见任何严酷时刻，新生命的质感都不可能被真的压抑掉，只是扭曲变形怪异地挣扎着呈现，想夺走人的本性只有消灭人本身。

任何一个时代的亲历者身在其中的时候，常常很难体会平凡的日子有什么特殊，很难有人能跳出日常生活本身去提炼它的特异和怪诞。

写它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确，把力气用在细微的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借助它来还原、贴近那个年代的真实。

动感、画面、方言、群像，随机性，让“死去了”

的人物重新活起来，相信特定时代的荒诞和超越会被不起眼的细小们缤纷地带出来。

所有本该存在的东西，那个时候其实都不缺，善和恶，快乐和悲哀，时尚和落伍，都以它当时特有的方式延续着。

如果有一本当年的“诚实可信”

的实时记录，比如日记，我会不加犹豫，借助或直接整理原始记录，我的首选很可能不是虚构一部小说。

但是，那个年代几乎没有留下真正意义上的“记录”

。

曾经看过几本当时的日记，记录者虽然不同，风格、语言、思路出奇地相同，完全像出自同一个人，都是语录摘抄、自我激励、空洞抒情的集合体。

一个狠斗“私字一闪念”

的时代，几乎消灭了所有的个人，消灭了可以信赖的“记录体”

。

我自己的经历可以为例，1966年读小学三年级，父亲总抽查我的抽屉，总在严厉警告不能写日记，他会查我写在纸上的任何字迹。

他常说：日记就是拱手交给别人“整你”

的材料，“整你”

是他常说的话。

这本书准备了好几年，动笔时候是手写稿，反复抄改，写了将近三年。

第一次在北京出版恰好赶上非典，听朋友说，曾在堆满图书的库房里见到有工人在看这本书，朋友有点儿不解，感觉这书的风格应该不是库房工人的口味，但是工人说这书好看。

时隔十年，它得以再版。

感谢生活给我的全部。

2012，8，3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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