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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画（第11页）

马桥人就断定他必死无疑：盐午开的药方都没治下来，还送到县里做什么？不是白白送钱么？半个月后，那娃崽偏偏在县里治好了病。

对此，马桥人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反思，还是有很多话可说。

他们说决不是因为盐午的药方不好，只能怪乡下缺药，一个好方子配不齐药，能怪谁呢？能怪盐午么？要是乡下配药条件好一点，那娃崽的病肯定早好了，何须到县医院去挨针和挨刀？可怜他脔心肝肺都被挖出来当酸菜洗，起码折去了十年阳寿呵。

连本义自己也同意这种看法。

本义是党支部书记，同盐午的父亲又结过仇，口口声声盐午比他老子还怪器，将来肯定是个反革命分子，是个坐班房判徒刑的料。

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崇拜盐午的怪器，对盐午另眼相看，包括自己的家人病了，也要请盐午来把把脉。

缺了这一步，他会觉得不大放心。

盐午给村里人看病从来不收钱，对干部当然更加恭敬有加。

有一次，他找我讨一支纸烟，接烟以后拔腿就跑，眨眼间不见了人影。

我去下村办事，发现公社何部长正坐在晒谷坪里，嘴上正抽着我那支“岳麓山”

，盐午则在一旁搓着手，满脸是憨厚和略微羞涩的微笑，聆听部长教诲。

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抽烟，不是不想抽，是舍不得抽。

他在外面做漆匠、行医、画像刻字，所有接受来的顾客敬烟，都一律小心保存，小心积攒，回头就敬献给干部们，尤其是敬献给本义。

本义的纸烟总是牌子杂乱，就是这个原因。

有一段时间，他同何部长关系特别亲密，只要是何部长有事，他召之即来，来之即笑，笑之即跑腿，永远是一个乖崽崽，是一个随时表现学问但又把学问归功于领导栽培的大才子。

有一天，他为在外面做油漆活太累，回到马桥已是深夜，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

听邻居说，何部长捎过信来，说一台闹钟坏了，请他去修理一下。

他岂敢怠慢，连夜跑到长乐街一个钟表匠那里借工具，再往公社赶。

过天子岭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到高崖下。

第二天上午，有人从那里经过才发现了他——脸上，手上，脚上，叮满了密密麻麻的山蚂蟥，活像一夜之间全身长满红须。

过路人七手八脚帮他打蚂蟥，打得满手都是血。

把他打醒了，他一看自己全身血花花，吓得哇哇直哭。

如果不是碰巧有人经过，再过几个钟头，他的血恐怕就要被山蚂蟥吸得一干二净。

何部长后来想起这事也有点后怕。

他的优秀表现最终管不了什么用，既没能让他当上干部，也未能让他入团入党。

有两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何部长做好了本义和其他干部的工作，把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往上推荐，一到上面还是打了回来。

不仅如此，每到重要节日前夕，到他家里查抄一轮，对他家兄弟训一训话，是民兵们的例行公事，是再讲情面也得走一道的过场。

我调去县里工作那年，听说县公安局还怀疑他写了反动标语，曾把他抓入大牢。

反动标语是国庆节文艺汇演时发现的，据说就写在公社临时戏台上。

内容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

我只知道公安局抓他的理由是：他当时在后台拉胡琴和帮腔，离出事位置很近，而且有反动的家庭背景，有文化，有水平，最为怪器，不是最有可能在黑夜掩护之下做出反动勾当么？

我感到奇怪的是，盐午的崇拜者们，马桥的男女老幼并不怎么在乎他们的偶像被抓走，甚至把反动看成一件有头有脸的事。

他们的反应很平静，似乎事情的结果很自然，很合理，是迟早的事。

谈起邻村另一个嫌疑犯，他们不以为然地嗤之以鼻：他还想反动？他那一笔字，盐午拿脚都写得出来，他偷个牛偷个粮谷还差不多。

在他们的口气里，反动不是小偷小摸，非常人所能为也。

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这方圆百里之内比来比去，不是盐午最有资格反动、最有水平反动、最有可能反动么？他面色惨白地坐入警车，与光荣远行去城里读大学，简直就是一回事。

其他人休想冒用他的特权。

他们甚至为此动起了拳脚。

当时龙家滩有一个人来赶脚猪，闲谈时，说起龙家滩也有人十分反动，是某某在新疆的一亲戚，早几年就当了团长，同林彪一类大人物都一起照过相的。

马桥的几个后生听了就很不服气，说什么团长呢，听说也只是个管仓库的，没有什么兵权。

要是盐午从娘肚子里早出来二十年，莫说团长，军长也当得不爱了。

说不定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臣，眼下在台湾天天坐乌龟车哩。

龙家滩的人说：“盐午怪是怪器，也不是太怪器，画毛主席的像，画得脑壳大身子细，像供销社的王老倌。”

马桥的人说：“你以为盐午画不像？他反动，当然画得那个样子。”

“他画得一脑壳的汗，反什么动呢？”

“你没看见他画龙？一眨眼就画一条。”

“画龙不是奇事，是个漆匠都画得。”

“他还教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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