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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画（第5页）

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

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

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条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

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

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账，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

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

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

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

时搞到手的，打完了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

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

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

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

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的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

我们操着耙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

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不可能被鱼虾吃掉的，沉在水底，也是不可能被什么人捞走的。

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

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

河滩上有一行浅浅的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

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

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发现岸上还是空的。

官路

在我的稿纸上，“官路”

这个词当然也要孕育出一条岩板小路，曲曲折折地痉挛着，扭动着，哆嗦着，从山外通向马桥——并不是每一条小路都叫官路的，因此我必须猜测出这样一个来历：以前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官了，就要骑着马回乡省亲，不能没有一条好路，因此当了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乡修路，修官路。

一般来说，官路都由罪人修筑。

官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罚修十丈或二十丈不等。

整条路既是富贵和殊荣的记录，也是由往日的罪行积累延伸而成。

马桥以前的官人和罪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年久失修，一些岩板已经破碎了，或者干脆没有了。

剩下的断断续续，也沉陷在浮泥的包围之中，只冒出尚未没顶的部分，被过路人的赤脚踩踏得光溜溜的，像一段段冒着油汗的背脊，在我们脚下作永远的跪伏。

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些背脊从泥土里挖掘出来，让背脊那一端的头颅抖落泥土，从漫长的黑暗里昂起来，向我睁开陌生的眼睛——他们是谁？

官路上的泥土开始有粪臭的时候，就是村寨快到了。

那里有一树灿烂的桃花，迸发出哗啦啦的光斑。

我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问：“马桥还没到么？”

复查帮我们几个知青挑着大担行李，匆匆地赶上来：“就到了，就到了。

看见没有，前面就是，不算太远吧？”

“在哪里呵？”

“就在那两棵枫树下面。”

“那就是马桥？”

“那就是马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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