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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画（第6页）

我心里一沉，一步步走进陌生。

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痛死人。

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看，或者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为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

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份额的权利。

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份，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

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

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

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

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

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

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力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

“话份”

一词，道破了权力的语言品格。

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家、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

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

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力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

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

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

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

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

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力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

“文化大革命”

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

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

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为了我“反动”

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也不敢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吃狗肉。

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

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

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

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

，而摇滚歌手“猫王”

爱尔维斯和“披头士”

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

，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

——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

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

、“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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