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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画（第7页）

、“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

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一种防卫过度。

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歌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也是大大的天真。

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力。

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力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一）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

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纳鞋底。

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只当她们没有耳朵和嘴巴。

（二）年轻人没有话份。

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

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

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三）贫困户没有话份。

财大才会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

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

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眼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座，否则就有辱主之意。

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比如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

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的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

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

“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

“嬲龙谈，种命呵，水浸浸的沤烂根。”

“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

“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

“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

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

人们叫他“义大锣”

，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

公社干部也对这位“义大锣”

让三分。

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

他从灶口里找个火点烟，看见脚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萝卜，灶角下肉骨头都没见到一根，立即沉下脸：“岂有此理，对贫下中农这样没有感情！

嗯？”

他怒冲冲拂袖而去，会也不开了，一直冲到供销社的屠房，问还有肉没有。

屠夫说，肉刚卖完了。

他操起一把板刀，说赶快捉猪来，捉猪来！

屠夫说，公社规定每天只准杀一头猪。

本义说，公社里说以后可以吃饭不要钱，你也信？

万玉刚好也坐在这里，笑嘻嘻地说：“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汤喝一下。”

本义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这里？”

万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这里？”

本义本来就有无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这个懒样子，不过年不过节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快点跟老子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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