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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伐吴新策（第3页）

贾充的说法显得冠冕堂皇，有些问题也确实存在。

但是不是如此就要将晋国的统一大业一拖再拖呢？国家内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难道有问题存在就不去实现国家统一吗？贾充对伐吴一方面是缺乏信心，而更重要的是力主伐吴的都是像羊祜、王濬这样的地方实力大员，且均有相当的军事才能。

贾充明白，伐吴一旦成功，功劳一定是这些掌兵大员的，而贾充的人谄媚逢迎可以，出征作战可就抓瞎了。

贾充由此担心，有功之人凭借灭吴这样的盖世功勋早晚会将自己这一派在朝中的势头压制，自己的人到时只能干瞪眼看着。

所以，伐吴之事最好是能拖就拖，拖到自己致仕退休时，至少不会因灭吴对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构成冲击。

贾充已界花甲之年，应该觉得自己离致仕也不远了，贾充这种反对伐吴的自私心理完全没有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司马炎作为帝王当然是想灭吴实现一统的，只是像贾充这样的重臣、近臣总在司马炎耳边说些对伐吴不利的话，难免对司马炎的决心产生影响。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十月，朝廷任命汝阴王司马骏为征西大将军，羊祜为征南大将军，两人均开府仪同三司，分别负责西北和东南军事。

一直处于对吴前沿的羊祜在陆抗去世后便觉得灭吴时不我待，于是向司马炎上疏道：“先帝（司马昭）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养生息。

不想吴国背信弃义，断交决绝，使得边陲再起事端。

国家运数虽说是上天授予，但功业还是要由人力来完成。

对吴如果不能大举扫灭，则兵事将永不停息。

当初平蜀之时，天下都以为应当一并灭吴，然而，从那时开始至今已过去十三年了。

虽然各种伐吴的策略很多，但最终决断全在陛下一人。

凡是凭借险阻得以保全的国家是因为与敌方势均力敌，可如果轻重缓急处置不当，强弱就会发生转变，虽有险阻恐怕也不能保全。

当年蜀国不可谓不险，蜀道之险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但我方伐蜀之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大军成席卷之势直抵汉中、成都，蜀军龟缩不敢出动，并非他们不想抵抗，实在是因为实力不足难以对抗呀。

等到刘禅请降时，蜀中各地的营垒便呈鸟兽散去。

现在江淮之险不如蜀地，孙皓之暴虐却有过于刘禅，吴人的困苦甚至超过当年的巴蜀，而我方兵势更盛于以往任何时候。

不趁此时荡平四海，却只知一味防守，则天下依旧要困于互相征伐，这样下去，我军士气若由盛转衰，则不可长久矣。

如今可发梁州、益州之兵水陆俱下，再命荆楚之众进逼江陵，平南将军及豫州的兵马直指夏口，再调徐、扬、青、兗各州人马汇集于秣陵（即建业）。

这样，吴国以东南一隅抵挡天下之众，势必分兵抵御，处处危急。

巴蜀之兵则可乘虚而入，只要有一处突破，全吴必然上下震荡，吴国再有计谋之士也将无计可施。

东吴沿江建国，东西数千里，战线广大，到时将疲于防守，永无宁日了。

孙皓恣情任意为所欲为，猜忌臣下心理扭曲，使得吴国的将领在朝中感到疑惑，士卒在外则困顿疲惫，众人都缺乏保国之计，安定之心。

就是平常，尚且有去吴离国之人，更何况战事一起，吴国必会有人响应我方，谁也不会为孙皓齐心效命的。

吴国人作战在于快速却不能持久，他们的刀枪弓弩不如我方，只有水战是其特长。

我军只要打入吴境，则长江不再成为天险，吴军将失去水军优势而忙于防守城池。

这样，吴军弃长就短便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相反，我军深入敌境后会人人效死，奋力争先，吴人则牵挂后方，人心离散，用不了多久，必会攻取吴国全境。”

羊祜的分析可谓高屋建瓴，不仅对伐吴的全盘战略指明了方向，也在具体战术实施上讲明了道理。

司马炎听后深以为然，不过对西北局势还有一定的顾虑。

于是羊祜再次上疏道：“吴国平复则胡人自定，所以应当抓住重点成就大功啊。”

意思就是，灭吴是重中之重，吴国平定，西北及其它胡人摄于朝廷的兵威自然会安定下来。

这是羊祜经过多年思考后提出的一套全新的战略思想，即不必等待国内少数地区动乱平定后再举行伐吴，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把灭吴之事放在首位而不必瞻前顾后，或者灭吴、讨胡至少可同时进行，因为晋国的实力摆在这里。

尽管羊祜的分析已经很透彻了，但以贾充为首的朝臣们仍然颇多议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支持羊祜的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一小部分人。

司马炎虽然有心伐吴，可面对朝议纷纷一时难以决断。

恰巧有人上表涉及立后之事，将司马炎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家事上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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