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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14页）

的人走在前面，不要等群众都认识到了才去做，而是要用我们的行动去带动他们。

这些走在前面的人必须有胆有识。

有识，能认准方向，不盲干；有胆，能排除阻力，闯出新路。

我们还要造就一种文化氛围，更新思维，改变人格中懦弱、保守的一面。

一个人在生活中处处唯唯诺诺，时时恭谦，他的生活不会丰富多彩，属于他的世界太渺小，这种人只能是改革中的守旧派，只有在生活中勇于打破清规戒律，磨炼思想的敏锐，促进思想的不断图新，才能走在社会改革前列。

“削足适履”

与个性发展

人都是有个性的，人的个性又都是丰富多彩的。

一个充实的、有独自特点的个性，既需要主观上不断加强修养，也需要外部良好环境的熏陶。

但在一些不正常的生活环境中，缺乏使个性充分发展的条件，世俗的观念常常限制人个性的发展。

人们总是用习惯的标准要求他人的言行——你只要表现出随和大家，这“随和”

，不管有无社会意义和价值，你就是一个标准的人，就会获得稳重、忠厚、娴淑……的称誉。

而你顺应个性去做一些事情，尽管是理智的，不违背社会公德的，也会被认为“出格”

了。

“爱出风头”

、“鲁莽”

、“放纵”

的毁誉也随之而来，以至生活中使人不得不“削足适履”

，压抑自己的个性去顺应别人。

实际上，个性是不应受压抑的，个性受压抑，就会畸形发展，失去生活的乐趣和色彩，也于改革不利。

因为一个单位要充满活力，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单位的成员并不是“千人一面”

的。

试想，在一个机关内，如果都用同样的个性标准要求人的言行（这是封建家长式的做法〉，人人都温顺恭谦，都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跳出某些保守观念模式，还谈什么创造才能，也无从谈起改革的出路了。

在改革时代里，应允许干部有个性，干部身上有明显的个性特点往往是最可贵的东西，不能把干部的个性特点看成是缺点。

领导者应容得下干部的个性，并加以尊重和爱护，而不应把他们变成“和我一样”

。

在生活中我们既需要有群体的依赖性和趋同性，也要保持独自的个性，保持个真实的我，无妄无畏无任何虚假成分的我。

冯玉祥将军的墓碑上题有“我就是我”

的话，我们在生活中，何尝不能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呢？唯此这样，才有全新的事业。

这是对人生价值的肯定。

文人相轻·相重与人才

“文人相轻”

是文学发展潮流中的一种逆现象。

最早概括这种现象的是三国时期的曹丕。

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至，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这种现象是由于作家思想、艺术修养不高而造成的。

它对于人才的成长极为不利。

文人相轻的事，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列举班固轻视傅毅的例子，“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傅毅〉以能属事为澜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体。”

傅毅和班固都是东汉时的文学家，不相上下，而班固却贬低他的文章汗漫无统。

唐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曾记白居易被李德裕压抑的事。

当时的白居易虽已文章冠世，但还“不跻大位”

，和他同时的大诗人刘禹锡曾向李德裕太尉作过推荐。

一天，刘禹锡拜见李德裕时说：“近曾得白居易文章否？”

李德裕回答说：“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

等到取出看，已满箱笥，覆没在尘埃中。

李德裕告诉说，他不屑一顾的原因是“恐迥吾之心。”

无怪当时的人都说李德裕“有学士才，非宰相器。”

可见其心胸狭窄。

居官在上，而轻视小人物，连宋代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也有过这方面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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