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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15页）

王安石当政时，有个叫郭祥正的，很有点名气，连梅尧臣也称他是“太白后身。”

他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意义，上书给神宗皇帝，认为天下的大事都应由王安石来处理，有持异议的，即使是大臣也应当屏黜。

神崇看了很惊叹。

一天问王安石：“卿识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

并拿出郭祥正的奏文给王安石看。

王安石却认为自己受一个无名的小县令荐举感到可耻，矢口否认郭祥正无行，终使郭祥正归隐青山。

由此可见，文人相轻会抑制人才的成长。

与文人相轻相反，也有文人相重的现象。

如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就善于举用人才。

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都是由于受到苏轼的选拔推荐而显名的。

据《宋史》记载，苏轼看到黄庭坚的诗文，“以为超世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

晁补之是通过带着一篇描写钱塘山川风物的赋《七述》谒见苏轼，受到赞赏而显身的。

苏轼读到秦观的诗文，认为有屈宋之才，“以贤良方正荐于朝”

。

后来听到少游死在道路，深为感叹：“世岂复有斯人乎！”

对张耒，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

对他们四个，都“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

即使对不为人知的孤儿李薦，也不埋没其才，收为学士，甚至“解衣为助。”

难怪李廣听到苏轼死去的消息，“哭之恸”

，作祭文颂之说：“皇天厚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

而苏轼等人也受过梅圣俞、欧阳修的推荐。

据《能改斋漫录》记：“东坡初登第，以诗谢梅圣俞，圣俞以示文忠公，公答梅书略云：‘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

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

欧阳修在爱惜人才上，是深为人赞赏的。

和欧阳修同时的一个文人江磷几，晚年曾极力诋毁欧公。

欧公从未计较。

当江磷几死后，“公吊之，哭之痛。”

而且为他作祭文，没有一字之贬。

由此可见，文人相重，对人才的成长起很大的扶植作用。

以上所说只是文学领域的事，推而广之到社会其它方面，都有借鉴作用。

我们建设四化大业是前所未有的鸿举，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为她献策出力。

我们应该有“放人出一头地”

的精神来尊重人才。

孟子说：“以善举人者，然后能服天下。”

如果全社会都能予人才以“善”

，四化大业早日可待。

储才以济事

人才，历来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尤其是改革之际，更需要卓越人才担起大任。

因此，有必要储存培养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

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变法之本，在育人才”

。

我们也可以说，人才是改革之本，是当务之需，更是关系事业发展与传承的长久大计，万不可掉以轻心。

为使人才脱颖而出，我们要独具慧眼，确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时时留意我们周围的人才，及时发现，及时储存，而不是临需要时才象考古似地去发掘。

林则徐在发现人才方面就很有方法。

他在书斋里设了一个大柜子，内设十八个小箱子，每个箱子代表一个省，箱内收集了该省丰富的人才资料，以便随时推荐。

这种储才方式，使很多人才得以任用。

当然领导者除具慧眼外，还要有接纳人才的胸怀，有“荐贤当惟恐后”

的伯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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