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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8页）

现在我们一些部门的工作，具体的方面做得都很细，但总体方面总是没有突破，这就是小打小闹、小修小补战略的结果。

我们的一些干部只会帮老百姓“过渡”

，却不懂得“修桥”

，这如何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呢？

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个能力问题，一个领导者缺乏远见卓识，只会在小圈子里打主意，是工作能力低下的表现。

卓识来自哪里，来自对政策的理解，来自对工作对象的熟知，来自对信息的掌握，来自对下属智慧的集成。

一个领导者不愿在这些方面下功夫，换洗头脑，那他永远处于劣势，不仅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反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包袱，其可悲欤！

话又说回来，惠而与民的事不是不可做，尤其是在没有能力“修桥”

前，能做些帮百姓“渡河”

的好事，也总比无所事事强。

但切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既能为大政，又能施小惠，老百姓能不举双手欢迎吗？

安民则惠

一个爱民的好官，就要时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地位甚至身心性命。

想起了几则历史故事：

唐代何易于任益昌县令时，他的上司川郡刺史崔朴在明媚春天里，携带众多的宾客游玩，当船行至益昌县境内时，崔朴派人传县令遣民拉纤。

何易于得知传令，立即把“朝板”

插在腰间为崔朴拉船。

当崔朴发现拉纤的竟是县令时，惊讶地问，县令为何如此？何易于拱手答到：“正值春时，百姓不是忙着种田，便是忙着养蚕，我正好无甚大事，可以充当这一差役”

。

崔朴和乘客听后，面带愧色跳出船舱乘马返回。

乾隆时，一次皇帝要到南方巡视，黄廷桂任两江总督，规严威重，对皇帝途中的需求都是说了就要置办好，下级官吏诚惶诚恐，不敢怠慢。

当时丹徒知县熊某，会同黄廷桂开辟街道。

熊知县不忍毁坏百姓的坟墓，御道绕了一里多路。

黄廷桂知道后很生气，说皇帝车驾所经过的路不走直道，是对皇帝大不敬，如不马上改直道就要杀头。

熊知县对他说：“难道皇上驾前有人拿着指南针，从北京到丹徒一个弯也不转吗？况且，皇上不是秦始皇，如果听说为了御道有掘坟墓晒尸骨的事必然要动怒，那时担当罪名的是你而不是我。

幸而皇上不知道，你难道就没有恻隐之心吗？”

在场的道员、知府都吓得不得了，拉熊知县的衣服叫他快向黄廷桂认错，熊知县大声说：“参我的官罢了，还能杀我吗？”

黄廷桂拿他没办法，御道也终于没有改。

何易于、熊知县都是关心维护百姓利益的好官。

为了百姓的利益，可以放下官架子，替百姓出力流汗。

也可以置生死不顾，挺身抗命。

他们都把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在明代，也有这样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就是方克勤。

《明史》载有方克勤任济宁知府时的事：

“……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

’请之书省，得罢役。

先是久旱，遂大澍。

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

孰活我黍？使君之雨。

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视事三年，户口增倍数，一郡饶足。”

方克勤是一个爱民不唯上的好官。

爱民，就应把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凡事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

如果只唯上，为迎和讨好上司，你有令，我就去照办，讨你满意欢心，弄好了就会加官进爵，管你百姓如何？在封建社会，冒犯上司就会有丢官的危险，在乌纱帽和百姓之间，你选择什么？你是为官位干还是为民生着想，在这个试金石面前截然而见人之品行。

今天，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一些人，缺乏“民为本”

的宗旨观念，每遇到如此矛盾，唯上，不唯实。

工作只要领导满意就行，不管于百姓利益有无损害。

反正你领导有话，产生负效应责任不在我，这是一种对事业极不负责的干部。

这样的官，百姓是不会为之唱‘我民父母’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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