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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9页）

方克勤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图虚名。

《明史》中记：“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要立威，立威要殃民，吾不忍也’”

。

拿百姓的利益做晋身盗名的“垫脚石”

，他是绝不去做的。

为政以道德感化人心，以达治本。

这和一些以造假、殃民的手段来邀名求官者相比，一个是磊若日月，一个是渺若泥沙。

大禹在和皋陶讨论治国方略时说：“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史记·夏本纪第二》〉为官一方，就要使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使国家、百姓都能得到实际利益。

这样的为官者，就是把功业建在百姓心上了。

古史官的追求

《新唐书·魏征传附魏谟传》记：唐文宗要看史官为皇帝写的起居注，魏谟进言说：“古代设置左、右史，记录朝政得失，作为后代的鉴戒。

陛下的言行美好，就不要害怕史官不记录；言行不美好，天下的人们也会记得的。

“唐文宗说不是这样的，我已经看过了。”

魏谟道：“以前陛下看起居注，是史官不尽职。

陛下一看，以后作记录时，必然会有所忌讳并歪曲事实。

记录善与恶不符合实际，就不应该作史官，况且后人怎么能够相信呢？”

于是文宗不再要求看了。

“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

，这是古代对史官的一向要求。

既然作了史官，就得秉笔直书，皇帝做了好事，你就如实记下，不要有溢美之辞；皇帝做了错事，也要如实记下，不可夹杂个人的贬辞。

为的是让后人了解到真实的历史，同时也对皇帝有监督作用。

“古者人君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监诫也。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

。

《周书·柳虬传》而且监督的作用还非常大。

你皇帝要想留下好名声，就得对自己严要求，处理朝政不得马虎，否则，史官就会在历史上给你参上一笔。

比如，你皇帝不理朝政，整日宴游，打猎，史官如实记下，某月某日，皇帝去狩猎，这样的次数多了，后人就依此评价出皇帝是怎样的当政者。

史官的这个权力，就是皇帝本人也不能剥夺。

古时有“董狐之笔”

之说，说的就是史、官为捍卫自己的权力不惜献身的一种执着追求精神。

北魏时有这样一位史官叫高允，他奉命与崔浩一起修纂《国语》，他们“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

，魏太武帝十分恼火，以“暴扬国恶”

为罪名，要将他们处以极刑。

太子想为自己的老师高允开脱，便同他一起晋见太武帝。

事前，他叮嘱高允，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回话。

太子在皇帝面前把罪责推给了崔浩。

在这生死关头，高允没有按太子的话说，而据实承担了大部分责任。

太武帝大怒：“此甚于浩，安有出路”

。

太子忙解释：“高允见皇上天威严肃，故一时惊慌说错，平时我问他时，他都说这是崔浩所作。”

但高允不肯做违心之事，他说：“太子可怜我，为我乞命，平时我没讲过此事。

刚才我讲的是真话，不敢虚妄。”

太武帝也被感动了，赦免了高允，但令他起草诏书，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128人皆夷灭五族。

而高允直言极谏，拒绝拟诏。

太武帝又大怒，经太子再三拜请，高允才得以获免。

对皇帝是这样，对朝廷发生的大事所涉及到的人和事，史官们更是不客气。

唐代吴兢当初与刘知几撰写《武后实录》，记录了张昌宗劝诱张说作伪证，诬告魏元忠谋反一事。

文中记述：“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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