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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类走向自我的最初理论省思1儒家人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第6页）

加以综合改造，即所谓“人为自然立法”

。

人之本于自然，人要依赖、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本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可能取得的共识，但以道德目光视之与以认知目光视之仍有不同。

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人的产生和万物的物竞天择，生存竞争，但这是一个事实的判断，是过程的描述，并不能从人是自然的产物的命题推导出人应该和自然和平共处的命题，人和自然仍处在对立的两极之中。

而儒家视生为天之大德，《易传》讲生生之德，讲创造之机，天命流行及于物，就赋予物性，及于人，则赋予人性，这是德之本体，亦为人之父母，把人与自然的生化之道，不仅视为必然之理，而且视为当然之道。

这样，人之本于自然、人之依赖自然作为人之合于自然的事实可以推导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当然之则。

当然，儒家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反映了小农自然经济的典型特征。

因为在这种经济形态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种子、肥料等几乎完全具有自然的形态，是自然界的直接产物。

这种劳动对象的自然性质，使得人们对自然界感恩戴德，把自己的生活、生产乃至整个生存都归功于天的赐予。

同时，小农自然经济是一种粗放型的简单生产劳动，最主要的生产力是劳动力，最主要的生产技能是经验，人对自然界的控制能力还十分有限，从而对非人力所能主宰的力量产生一种敬畏之情。

再者，小农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生产条件是自然界的客观环境，其中对生产影响最大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有阳光、雨水和气候变化，这些都属于自然现象，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的表现，因此，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生命在最终意义上决定于外在的必然性，这种外在的必然是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它决定着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根本秩序，也决定着人的生活和命运。

因此，可以说，小农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是儒家考察人与自然的现实出发点，其“天人合一”

种种理论缺失和历史局限也根源于此。

同样的，西方人与自然相分立的思想最终也根源于其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上，古希腊、罗马的临海地理环境、简单商品生产的发达、城邦民主制度的建立等等都使他们有一种面对自然的挑战而不断进取和冒险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哲学理论形态自然不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

二、人与人的和谐

当人类作为肉体的存在，从自然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时，人并非以个体的形式来面对自然，而是以一定方式联合起来才能在自己的联合体中获得直面自然、征服自然的力量，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这也是一种必然性，即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必然性。

这种社会必然性表明各个个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是互相制约、互为前提的。

每个人的生产活动，既是自身生活条件的生产，又是他人生活条件的生产，因而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

它引起了人的不同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精神生活需要，如交往、合作的需要、归宿和安全的需要、道德的需要等等。

对于主体来说，这些需要不是直接从自然客体，而是通过为共同体的成员创造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的人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能否转化为整体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得以满足的。

通过他人获得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又为他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这是人成为人的逻辑，这种“逻辑”

又逻辑地包含着一种新型的主客体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

在这里，关系的双方都是“有激情”

、“凭思虑”

活动着的人，所谓的客体，说到底也是主体，因而，毋宁说它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打上了社会文化的印记，使得人真正能超越于动物界之上，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

可以说，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是人学理论的最重要的任务，对其关系本质认识的深刻程度成为衡量人学理论发展程度的基本标准。

1.人伦社会与契约社会

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人伦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家国一体。

其实“社会”

一词在中国并不存在，与此相近的是“国”

、“天下”

。

古代社会的具体层次是“身”

、“家”

、“国”

、“天下”

。

最早的社会结构是以亲属关系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根据人类学的研究，在人类初期的社会演进中，各民族的演进过程是相似的，首先是母系氏族制演化发展为父权氏族制，同时，在父权氏族部落里又出现了父权家族制，形成了家庭公社，氏族部落也就日益变为以家庭所有制为主或就是家庭制的形式了，接着氏族制度又进一步演化为氏族贵族制度。

这时人类社会已跨进文明的门槛了，至此为止，各民族的社会演进状况还基本相似，但紧接着进入文明的过程就有了很大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不同文化的产生。

在希腊，氏族贵族制遭到了彻底的毁坏，建立起了城邦民主制的国家和社会。

在中国，氏族贵族制在没有遭到破坏的情形下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直到春秋战国，贵族宗法制才发生瓦解，秦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才在制度上消解了宗法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宗法制的社会基础和观念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并一直延续到近代。

所以，“家”

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着极为关键的“本位”

地位，它不但是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功能的庞大的氏族事业组织，还是一个涵盖最基本道德关系的伦理实体，并成为社会价值观念的最初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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