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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类走向自我的最初理论省思1儒家人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第7页）

如果我们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西家庭的差异，会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

中国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家长独占家庭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家庭成员并无独立与自由。

所谓“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

（《居民杂议》）。

家庭在经济上实行同居共财制度，禁止子孙有私财。

《礼记·曲礼》曰：父母在“不有私财”

，《礼记·坊记》亦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

《礼记·内则》也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子孙有私财不但在法律上是禁止的，直到宋、明、清的法律仍有卑幼不得私擅用财的规定，并附有刑事处罚，在道德上也要受到谴责，被视为是“薄于情礼”

“绝灭礼义”

的应予惩罚的“十恶”

之一。

应该说，私有制对宗法人伦最具破坏力，要保证人伦秩序，必然要家族财产的共有，实际上家庭成员不只是无财产权，也无其他几乎所有的权利，父母可以典质或出卖子女，甚至可以笞杀子女，可以左右子女的婚姻，总之，从生活起居到生产劳作，一切都须依家庭的意志行事，而没有家庭成员的独立意志。

相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的家庭则松散得多，家长并没有无限制的绝对权力。

罗马法有句格言曰：“家父权不触及‘公法’。”

这意味着“公法”

是家父权不得超越的界线。

在罗马帝国初期，特定的家庭成员就有不受“家父权”

干预的私有财产权，如现役军人就可有自己的特有财产，到了查士丁尼时代，子对自己取得的财产已有了差不多完全的所有权了。

公元前五世纪制订的《十二铜表法》承认家父对于家子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威，但同时又规定家父若出卖家子三次，后者自动获得解放。

总之，在西方早期家庭里，就已有了法律确认的部分个人意志，正是这一缕个人解放的曙光，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照亮了西方个人本位的舞台。

家庭作为一个伦理实体，成为传统社会的价值源头。

因此，“孝”

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核心的道德观念和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它的实质是个体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表现为下辈对上辈的尊敬服从。

在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里，它不但维护着家族的秩序，而且在由家而国的扩大中，由孝而忠地维护着整个社会的秩序。

《礼记·祭统》中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汉代以后历代帝王无不推崇孝道，汉高祖以后的汉代皇帝谥号都先冠以“孝”

字，不孝成“十恶”

之首。

可见“孝”

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意义。

这样，家族是一个伦理实体，社会和国家也是一个扩大了的伦理实体，用近人王国维的话讲，就是纳上下于道德，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为一道德的团体（参阅《观堂集林》卷十）。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一个人伦社会、伦理社会，这也是相对于西方的契约社会而言的。

首先，组成社会的人，是处在人伦关系中的个体，这个个体不是独立和自由的，它是属于家族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组成中国社会的单位是家族。

正像胡适所说的：“细看《祭义》和《孝经》的学说，简直可算得不承认个人的存在。

我并不是我，不过是我的父母的儿子。

故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我的身并不是我的，只是父母的遗体，故居处不庄，事君不忠，战阵无勇，都只是对不住父母，都只是不孝。”

这和西方社会把人看做独立的、原子式的个人迥然不同。

在西方文明的演变过程中，由于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发展得极为成熟，家与国不但不是一体的，甚至常常是对立的，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具有经济、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文化上的个人主义正是这个基础的反映。

社会就是由这些原子式的独立的个体所组成。

其次，处在人伦关系中的人是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是以义务为纽带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社会和国家本是建立在人伦关系之上，是以血缘为统治原则而不是以地域为统治原则，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总流动着一股血缘亲情，因此，维系这个社会存在的机制是道德，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是礼治、德治、仁治，而非法治。

秦王朝以法家霸天下，结果二世而亡。

正因为法家的法治主张破坏了整个社会秩序的人伦道德基础。

西方社会主张人的个体权利，每个人的利益会相互冲突，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利益，相互自由、独立、平等的个人通过契约关系而组成社会和政府，这个契约就是宪法，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个体权利是社会的核心，社会秩序存在的机制是外在的法律强制。

当然，我们这里阐述的是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但它的源头则可在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和古罗马的私法体系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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