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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类走向自我的最初理论省思1儒家人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第9页）

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此之谓挈矩之道。”

概而言之，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时，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

在此，行为主体不必抽绎天理，不必澄清良知，不必卜问神灵，也不必求证他人，标准就在主体自身，自我的利益需要即是行为的准则。

不过，儒家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去理解别人。

可见，推己及人即是将自己内在的仁爱之情推衍于外，其行为模式是以行为主体为原点、核心，以行为主体自身的利益和需要推断他人的利益和需要，进而以此为行为取舍的标准，凡属自己所需的、追求的，同时也要努力去满足他人；凡属自己厌恶的、否定的，就一定不能施于别人。

忠恕、挈矩即以身为度，以己量人。

这是一种以己为尺度的行为模型，但它不同于个人本位，在此模式中，己只是行为的出发点、标准，而绝不是目的，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

推己及人隐含着一个逻辑的理论前提，即人与人之间有着共同的、善良的本性。

圣人与我同类，仁义礼智之性、喜怒哀乐之情乃人人同具，后儒衍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肯定这一理论前提，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推度。

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本性、只有各自特殊的利益，像霍布斯说的人对人像狼一样，则上述推己及人的行为模式就是不道德的、不能为他人所接受的。

显而易见，推己及人的行为模式涉及到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儒家肯定人人具有共同的类本性，这是一般性与普遍性，但又不能不承认任何现实的个人都具有个别性与特殊性。

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推及于人者只能是个人利益和需要中的一般、普遍的东西，而不能是个别的、特殊的内容。

王夫之曾十分深刻地揭示过这一点，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仁者性命得正后功用广大事。

若说恕处，只在己所不欲上推。

盖己所不欲，凡百皆不可施于人，即饮食男女，亦须准己情以待人。

若己所欲，则其不能推与夫不可推、不当推者多矣。”

（《读四书大全说》卷二）自己所否定的不能强加于人，施于他人者必须为自己所肯定。

然而，这只是推己及人的行为模式，它还内涵着一个道德的标准。

任何人都不能仅仅凭自己的好恶为标准调节人际关系，不能不加分析地以个人利益为待人处事的准则。

个人的需要和利益，它本身还有一个合理性问题，“其不能推与夫不可推、不当推者多矣”

。

能不能、可不可、当不当的尺度就是道德。

离开了道德（义）的准则，以己之好恶推及于人，不仅不能利人，适足以害人。

因此，儒家提倡仁者爱人，特别强调爱人以道、爱之以德，推己及人，也须以道德之心推之。

正己然后能推人。

推己及人就是以仁爱之心在把握、调节人际关系时将心比心，它以行为主体在人际关系中的亲身体验为出发点，从他人对自己的行为中切身感受这种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利弊，从而认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要求也正好是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并由此决定自己的行为准则。

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能扩充自己的爱心，在与人交往时将心比心，多为他人设身处地地着想，少替自己打算，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洋溢博大的爱，就会形成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

最后，爱人的前提是正己，要推己首先须正己，使自己的思想品质符合道德、符合仁爱。

成仁然后可以行仁、爱人。

正己即修养仁德。

儒家提出的路径是“为仁由己”

，一个人是否能成为仁人，取决于自己的主观努力。

孔子一再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仁并非外在的戒律，而是主体内在的属性，成仁之本在己不在人，关键在于主体自身是否能洞彻、把握自己固有的仁心，是否能扩充此本心。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论语·子罕》）。

为仁由己的第二层含义是只要自己发挥主体能动性，就一定可以实现仁，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就仁德。

肩挑手提，荷担负重，人的能力有大小，或有能有不能，而修养仁德则凡人皆能，未有力不够者。

这就是说，道德修养没有能力的大小之分，只有愿意不愿意，努力不努力的区别，求仁即可得仁。

后儒继承孔子的思想，以修身正己为仁爱的前提，强调只有正己才能正人正物，只有修身才能安人安百姓。

《大学》以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普通百姓），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

所以，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首先要求端正自己，搞好自身的道德修养，因而对道德修养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一系列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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