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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理论升华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第13页）

所谓“合”

，不仅仅是指天对人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它还确定了人对于天的积极顺应。

《周易》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说卦》）此即所谓天、地、人三才之道，它揭示了天地人的基本关系。

人与天地处于对立统一之中，人既法天立道，又贯通天地而为天地立极，也就是说，人类的道德本原于天，人的价值就在他能够觉悟天地人的本质，贯通天地人而确立社会的基本道德关系和道德原则，从而在天地人的对立统一中形成最合理、最稳定、最和谐的秩序。

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是宇宙间唯一的道德主体，能够与天地相参。

天人合德的观念确立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终极追求，反映了它的博大胸怀。

儒家认为，人与宇宙万物具有共同的本质，这种共同的本质就是天的本质。

在这种意义上，天人合德就是人的存在与自己的内在本质从而与宇宙万物的共同本质的合一。

万物之间也有着共同的本质，但人以外的存在与人的合一属于一种自然的混一，人高于万物之处在于他超出了自然的混一，能够觉悟到自身与宇宙本体的同一，能够觉悟到自己的本质与宇宙本体的本质以及万物的本质的一致性，并充分发挥和完善这一本质，从而实现对生命本真的复归。

在儒家看来，人的存在与本体、本性的同一不仅仅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更是人的主体性自觉活动。

唯穷理方能尽性，觉悟、理解天的本性。

宇宙间唯有人才能够穷理，从而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天之性。

换句话说，人类只有把向天道的复归看做是伦理道德的终极追求，才能够在尽己之性的同时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天之性，实现人与万物乃至整个宇宙的共同完善；人只有超越小我的局限，复归于天道本体，才能实现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永恒。

二、重义贵和：儒家道德的价值模式和目标指向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道家和佛教也宣扬主体存在与本体之性的合一。

如道家讲“全真保性”

、“返朴归真”

，人的价值实现最终也复归于本体大道。

佛教讲“明心见性”

、“涅槃成佛”

，生命的永恒价值也在于真如本体。

然而，它们讲的本体都是一种外在的、绝对超越的存在，与现实生活乃至人的现实存在有着根本的隔绝与对立，人的德性完善与价值实现属于一种外在的超越。

而儒家讲的本体则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抽象，是对社会道德原则的理性思辨概括，人与本体的同一是与生活实质的本质同一，人的价值实现与德性完善实质上也是社会本身的完善，或者说，是人的自我完善，走的是内在超越之路。

正是这条内在超越之路上，儒家把道德的价值模式和目标指向归结为重义贵和。

义利之辨涉及的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即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道德与物质利益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二是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谁服从谁的问题。

在西方，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产生了伦理学上两种对立的理论，即功利论和道义论。

这种道德价值理论上的二元对立是建立在西方社会人我、群己利益界限清晰的基础上的。

与此不同，由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与西方不同，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界限很不明确，反映在道德价值理论上就没有纯粹的道义论或功利论，所以，我们在中国思想史上无法找到像边沁、穆勒那样的功利主义者，也无法找到像托马斯·阿奎那和康德那样的义务论者。

同样，我们在对儒家道德价值理论进行判定时，我们可以说儒家主要表现为道义的倾向，因为儒家学者在回答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时，把道德作为先验的、自足的本体，这使它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故可称其为道义论；但另一方面，儒家强调“义”

的社会公利性质，这与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的基本原则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像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的孔子等儒家学者又可视为典型的功利主义者。

可见，我们在对儒家义利观进行辨析时，应遵循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概念、术语的特有属性，在使用西方的话语系统时，保持谨慎和反省的精神，以防掉进语言的陷阱。

我们的讨论就从概念的界定开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的意蕴十分丰富。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义主要有下列含义：1.义为仪。

《说文》：“义者，己之威仪也。”

包括礼仪和风貌两个方面。

《尚书·大传》：“尚考太室之义，唐为虞宾。”

郑玄注曰：“义，当为仪；仪，礼仪也。”

又颜师古注《汉书·高帝纪》：“义，仪容也，读若仪。”

故义本为肃穆的仪范。

2.适宜、正当。

《释名·释言语》：“义，宜也。

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义，宜也。”

3.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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