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章 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理论升华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第15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二，而其归一也。

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

所谓天下之大防，即不可混淆的界限，这里指的是华夏夷狄、君子小人，它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义利问题。

可见，儒家把义利之辨视为道德价值的核心问题，坚持明确划分两者的界限。

义与利即道德与利益是人们道德价值选择的两种根本取向。

在儒家价值体系构成中，义是最高的价值。

在儒家看来，衡量客体对人的价值大小的标准，即在它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

而在人的所有需要中，物质利益与需要是低层次的，道德才处于最高的层次。

因而，道德是价值体系中的最高价值，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人的发展与完善的核心内容，道德的需要是人最本质、最高的需要。

基于这种认识，儒家对义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强调，要求人们严格区分义与利的界限。

首先，儒家学者在义利之辨中都强调明辨义利，重义轻利。

孔子就曾经以义利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他把义视为崇高的道德价值，而对利则采取轻视的态度。

“子罕言利”

（《论语·子罕》）。

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利的价值，而强调“见利思义”

（《论语·宪问》），即在利益面前应当考虑是否应该获取，其标准就是这个利益是否符合道义，合则取，不合则舍，绝不能见利忘义。

孔子的“君子义以为质”

的思想，把“义”

看做具有内在的价值依据而无需于道德领域之外寻找依据的自足的存在，因此，行为的价值就在于行为的本身而非行为的结果，“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论语·微子》）。

由于赋予了“义”

的绝对价值，它就被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这无疑符合康德对道德的要求，因为在康德看来，道德只有在遵循绝对命令行事时才成其为道德，而不在其功利的结果。

不过，孔子并不会成为一个康德主义者，因为“义”

在他那里既是与利益相对的道德代名词，又是与个体利益相对的整体利益。

就是说，孔子不只是从当然之则中寻找道德规范的价值，还把“义”

的价值与公利联系起来，这自然是不同于康德义务论的关键之处。

孔子的这种重义轻利论显然因为既重道德（义）又重功利（义）而超越了道义论与功利论之争，并为后儒奠定了道德价值观的基本格局。

孔子重义轻利的倾向在孟子思想中进一步发展为贵义贱利的观点。

《孟子·梁惠王上》载：

“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

在孟子看来，如果人人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利益，以利为出发点和目的，那么整个社会都将追逐自己的私利，从而引起不断的争斗。

因而，他到处宣扬仁义，要求人们以仁义为行为的标准，去掉为利之心，认为依此价值模式行事，就可以天下太平，实现仁政。

“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告子下》）孔子以义利剖分君子小人，孟子进而强调“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孟子·尽心上》）。

舜为圣人，跖（即盗跖）为大盗，他们的区别即舜以义为最高价值，跖以利为行为目的。

故义利之分即善恶之别，已表现出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倾向。

沿着此路向前发展，西汉董仲舒提出了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影响极大的著名命题：“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董仲舒传》）和孔孟一样，董仲舒也肯定义利皆为人所需：“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

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