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章 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理论升华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第16页）

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这种义利两养的观点，承认了人有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

但是，他认为从道德价值来看，两者并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道德需要是人的本质需要，“义之养生人大于利”

（同上）。

因此，在这种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价值模式中，利被视为无关轻重、不必追求的因素，实际上把利排除在道德价值之外，否定义利结合的必要性。

不过，董仲舒尽管在道德领域坚持了道义论的原则，但未将其贯彻到其他社会领域，一旦超出道德领域，功利原则就得以应用。

董仲舒说：“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

（《考功名》）这就显示出在政治实践领域里论功行赏的特点，他甚至将功利原则的根据也上溯于天，“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

（《王道通三》）。

可以看出，董仲舒在发挥道义论的同时，又将功利原则提升到了一定高度，表现出调和义务论与功利论的趋向，不过董氏由于置义利之二重关系于不同领域并适用不同原则，而未实现两者的内在统一，其义利观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特征。

宋代以后，儒者们对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模式作了进一步解释与发挥。

他们把义利关系问题视为道德的核心和首要问题。

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朱熹也指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朱子文集》卷二十四）表现出对义利之辨的高度理论重视，他们已经认识到价值问题的重要理论意义。

他们的主张是以义制利。

程朱并非一般地否定利，而认为利为人情之所欲，自有其合理性，是人的生命活动所必需。

程颐说：“凡顺理无害处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但他又强调只有顺理之利，才具有积极的价值。

若违背义，则所谓利不仅于人无益，反而有害。

这就是说，人们所谋求的利，不能与道德相冲突，在义与利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下，要舍利而取义。

因此，他们反对“心存乎利”

“以利为心”

，主张见利思义。

对于任何可能的利益，“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

（同上书卷十七）。

朱熹也特别强调：“‘宜’字与‘利’字不同，子细看！”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并非任何利都对人有益，如果为一己之利而损害他人和社会之利，或者满足邪恶欲望的利益，最终都将转化为害，成为本性完善的阻碍。

因此，满足主体需要的客体的利与不利，面对利益该取不该取，存在着正当性标准，即所谓“宜”

，也就是义。

“君子只知得个当做与不当做”

（同上）。

以义制利，一则要求见利思义，即用道德的标准评判利的正当性，从而决定自己的取舍，绝不能见利忘义；二则要求以义作为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把义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限制、牺牲一己之利，以义将利规范在道德的要求之内，不使之泛滥成灾。

一言以蔽之，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就是把道德完善作为人的本质需要，以道德为最高的价值，要求人们自觉地用道德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道德制约利益，作为利益取舍的标准，而不能以利作为行为取舍的标准。

其次，义利之辨的实质是公私关系。

儒家明辨义利，实际上接触到伦理学基本问题，即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道德与物质利益谁是第一性的，属于道德本体论问题；二是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谁服从谁，属于道德价值论问题。

儒家义利之辨的精华，突出地表现在后一个方面。

他们把义规定为公即社会整体利益，把利规定为私即个人的一己之利益，强调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整体利益，这是对两者关系的正确回答。

这种学说要求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即在对待个人利义的态度上，首先要考虑它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不能为了个人利益不顾甚至危害社会整体利益，而应当始终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以社会整体利益制约个人利益。

义利之辨的实质是公与私的关系。

二程说：“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

（《河南程氏粹言》）这就揭示了儒家所谓义与利的深刻的本质内涵。

他们认为，义指社会整体利益，为天理之公；利则指个人的一己之利益，为人欲之私。

朱熹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凡是只看道理之所宜为，不顾己私。”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义即要求人们的行为不以一己之私为目的，而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任私意，但取其便于己则为之，不复顾道理如何。”

（同上）利则是以一己的私利为行为的最高原则，不顾社会整体利益。

可见，他们讨论的义利之辨，是在行为方针和价值取向上以义为标准还是以利为标准，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义与利本身所具的道德价值的判定。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