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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理论升华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第17页）

在儒家看来，道德是维护群体，发挥群体力量的根本保证，是群体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群体价值取向必然需要人们把群体的利益置于个人的利益之上，强调小我之私服从大我之公，于是就引申出了道义主义的公私义利之辨。

儒家伦理道德一贯主张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孟子说“忧以天下，乐以天下”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黄宗羲强调“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明夷待访录》），都是宣传这种思想。

《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

社会，一直是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所追求的理想。

正是在这种大公无私的群体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出现过无数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英勇献身的优秀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孕育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公而忘私的优秀品格。

按照这种道德价值取向，儒家强调，在家庭生活中，家庭利益至上，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家庭利益。

父母在，子女不许有私财，不许分家，无权处理家庭财产，父尊子卑、夫尊妻卑、长尊幼卑、男尊女卑维系着这一价值原则。

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利益、家庭的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利益，国家利益至上。

君臣、上下、贵贱等一系列等级秩序证实着这一价值原则。

整个社会就是在血缘家庭和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等级关系网络，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一关系网络上的一个个纽结。

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决定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个体的一切包括他的一切行为只有与他所处的关系相一致，并能够还原为关系或整体的价值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儒家伦理道德的群体价值取向，要求人们在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牺牲个人利益，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它的错误不在于以群体的利益作为价值的标准，而在于把这一标准绝对化，并以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限制甚至取消个人的利益，这就压抑了人的需要和利益，抹煞个性的自由。

群体价值本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价值的本原，认为人的价值不在于人的个体存在，而体现在群体中的地位与作用，个人只有把自己融合到群体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完善，生命也只有超越其个体存在而融入整体的生命之中，才能够获得永恒与不朽。

这就是儒家伦理道德群体价值取向即乐群贵和思想的意义所在。

其三，要使儒家价值观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必须以“贵和”

作为道德上的保证。

根据这种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儒家强调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发生冲突时，要采取恭敬、谦忍的态度，以群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

人和关系睦，家和万事兴，政和国家昌盛。

反之，“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

（刘向：《说苑·敬慎》）。

中国人讲和气生财，团结即是力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周易·系辞上》）。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存亡的生死关头，人心所向总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

在这方面，儒家乐群贵和伦理道德思想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

当然，从根本上说，儒家宣扬这种乐群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为了建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尚书·尧典》）。

在儒家看来，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是理想的道德社会。

当然，儒家强调的“和”

并不等于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礼即道德的制约之下的亲和、和合。

或者说，和是有差别的统一，而不是无差别的同一，前者为“和”

，后者则是“同”

，儒家主张君子“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

儒家重要的经典《左传·昭公二十年》曾经记载了晏婴与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就讨论了和与同之间的区别，“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

和是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协调，利用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特性进行相互补充，以充分发挥不同事物结合的整体功用。

而同则是相同事物的排比，不可能产生相互补充的整体效应。

因此，贵和并非简单的等同和无原则的调和，而是相互配合、融和。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左传·昭公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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