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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理论升华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第3页）

殷周时期，家国尚未分离。

侯者治其家即治其国，王者治其家即治天下，齐家治国平天下无分先后。

秦汉以后，家国分离，宗法崩坏，士大夫以次者亦有其家，家下演为国的基础。

所以《易传·彖》曰：“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就是说国家社会的秩序有赖于家的秩序，治国须从治家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周易·序外传》）。

家庭既是国家的历史起点，又是国家秩序的逻辑起点。

圣人制礼作乐，平治天下，首先是从别男女、正夫妇、定父子即从治理家庭开始。

总之，在移孝为忠的推演过程中，儒家的宗法伦理不但是其推演的前提和起点，宗法伦理的精神也表现为各种社会制度和基本规范之中，儒家的礼治、仁治和人治主张无不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最后，传统社会的家规族法也是我们考察儒家伦理宗法性质的重要视角。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中的“大传统”

与“小传统”

之间没有西方社会那样相互隔绝和对立，儒家思想不仅是体现在经典之中，表现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或行为习性，它还深入到庶民百姓的伦常日用之中，这使得我们在考察儒家文化的某一特性时，就有了一个特别的也是不可替代的视角，即从俗文化的层面去求证和判定儒家文化的特性。

因此，我们在考察儒家伦理的宗法性质时，自然地就把目光转向社会基层的家规族法，这是儒家宗法伦理的落脚处。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除了极少数帮会以外，结构稳定、功能健全的社会共同体便是家庭，国家只承认家庭共同体的合法地位。

封建社会极其重视家庭的社会作用，据《周礼》记载，先秦即设有大司徒掌管家庭方面的事务，后来的朝代特立户部，与兵部、吏部、刑部、工部、礼部等同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国与家彼此依赖，相互影响。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由于社会规模的增加，社会矛盾的激化，国家更需要族长家长管理族众，借以稳定社会，巩固政权。

在汉代，就有因注重“家教”

、谨守家族法规、遵循儒家礼义的家族远近闻名的，如：“樊宏父名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

（《后汉书·樊宏传》）家法族规对社会基层单位的调控，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过，因为它体现了儒家伦理的现实品格，所以很受封建统治者和儒家学者的重视。

理学家朱熹就曾经亲自撰写“家训”

、“家规”

。

他说：“家政不修其可语国与天下之事乎。”

他号召“百官君子”

都来“修一家之政”

（《朱子文集》《语类》卷六十八），以服务于“存天理，灭人欲”

。

而作为封建统治者深知在社会上家族的观念和实际约束力量是相当强固的，因此承认体现了儒家伦理精神的家训、族规的法律效力。

可以说，家族法规既具有深入人心的伦理特性，又有外在强制的法律特性，且繁琐细微。

我们从万历十六年刊行的三江李氏家规中，就可看到包括“敬祖宗”

、“禁犯上”

、“睦宗族”

、“勉孝顺”

、“重师友”

、“力本业”

、“违贱礼”

、“凛国教”

、“重继嗣”

、“安灵墓”

、“恤患难”

、“重藏谱”

、“惩小忿”

、“重宗长”

等内容。

这使得家族法规无孔不入，无心敢违，是儒家伦理自上而下地发生作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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