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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理论升华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第6页）

总之，以历史为本位，让道德作让步是其主要观点。

反观儒家思想，在历史与道德的冲突中，道德的优先权是不可让渡的。

孔子对郁郁乎文哉的周礼的感慨和怀念，对春秋“礼崩乐坏”

社会现实的痛心疾首，就表现了因循守礼的保守形象。

实际上，追溯远古理想社会的恋古情节一直存在于儒家学者心中，因为那是一个道德的盛世。

儒家孜孜以求的就是再现这样的盛世，在他们看来，如果历史的进步带来的是道德的衰败，这种进步就是不值得的，就是违背了人类的本性的，这就是说，可以付出历史的代价以保持道德的繁荣而非相反。

总之，道德高于历史，历史应该成为展现道德长卷的场景。

伦理的哲学化和道德本体论表现在伦理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如贵义轻利、乐群贵和的价值观，行重于知的实践观等等，这些内容在下节均有详述，此不具论。

三、儒家伦理思想的世俗性和实践性

道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因而，它首先便表现为知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应然存在所作的价值判断体系。

这就需要人们积极探索客观世界的实然存在中所蕴涵的必然关系，从而在必然中去把握应然。

但是，道德又并非单纯的知识，或者说，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意识，不能在意识领域内实现它对客观世界的价值。

应然不等于自然，它需要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且这种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对客观对象的感受的反映。

因而，道德又总是具体表现为人们行为的道德选择、道德评价、道德修养、道德教育等实际活动。

这就说明，道德包含着知与行两个方面，是知与行的矛盾对立统一。

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思想史一直极为关注的问题，重知或重行都是留在各自思想史上的辩难的话题，但相对来说，西方道德文化中知重于行的观点是主流，而中国的伦理文化则强调行重于知。

正是这种行重于知的思想，使儒家伦理思想呈现出其特有的世俗性和实践性的特征。

西方道德学说的鼻祖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主要命题就是“美德即知识”

。

柏拉图在《美诺篇》中记叙了苏格拉底在与美诺的讨论中用假设论证法对这一命题的推论。

他认为：美德是一种善，知识是一切的善，所以美德是知识。

从形式逻辑上说，美德与知识是从属概念，美德是属于知识的。

苏格拉底强调知识来自理性，认为事物就是用理性确定事物的概念。

只有确定概念，才能达到对事物的本质认识，才能达到真知。

科学的真知与道德的知识本是一回事，它们都是知识，知识是善，道德的善不过是善的一部分。

苏格拉底强调知识是善的思想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影响深远。

强调知重于行是西方主流伦理学的主要的观点。

康德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但他还是认为伦理源于对道德规律的认识。

康德努力探求一种普通有效的形式，以此作为道德的基础，而这种普通的形式不是来自个人的特殊的、经验的情感，只能来自对人的行为规律的认识。

他说：“普通人的理性并非由于某种思辨上的需要，在它还满足于健康理性的时候，这种需要是不会出现的，而是由于自己的实践理由，而走出了它的范围，踏进实践哲学的领域，以便对其原则的来源以及这原则正确的，和以需要和爱好为根据的准则相反的规定有明确主张和了解，使它脱离由对立要求产生的无所适从，不再担心因两可之词而失示一切真正基本命题。”

可见，对道德规律的认识是道德行为的前提，因此之故，康德强调伦理的普遍纯粹形式，强调伦理方法的逻辑推理，认为在为善之前，要自问：我所遵循的原则能成为普遍的立法原理吗？与此相反，中国古代儒家学者对于道德本身内在蕴涵的知行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表现出重行的思想倾向，把实践视为道德的生命，并且把道德的实践性和人们人伦日用的世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人们在人伦日用之中行道有得于心之谓德，德的关键在于行，在于人伦日用生活之中。

早在春秋时期，儒者就已表述了重行的思想。

《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

《古文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认识到知与行是一对矛盾，并且指出在知与行之中，获得知识是比较容易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这一观点对后世者影响极大。

孔子十分注重行，并且始终从世俗的人伦日用的视角来进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论语·述而》）。

把行列为教育弟子的重要科目。

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道德并非空谈虚文，它首先是实际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