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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理论升华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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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再多，不能见之于行，施之于世俗的人伦日用，也不能称为有德，相反它只表示了虚伪和无德。

后儒对重行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

首先，行高于知。

从两者与道德的关系而言，行比知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

荀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

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国用也。

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荀子·大略》）言行一致是国之宝，能行不能言者次之，能言不能行又其次，言善行恶则为国之贼。

他的结论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荀子·儒效》）明确以行高于知。

朱熹也认为，获得道德知识固然重要，但知而不能行，即算不得真知，行是第一位的，知是第二位的。

“书固不可不读，但比之行，实差缓耳”

（《答吕子约》，《朱子文集》卷四十八）。

在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思潮中，这一精神更得以进一步发挥。

这个时期的学者明确指出，行的价值高于知。

王夫之指出：“以在人之知行言之，闻见之知，不如心之所喻；心之所喻，不如身之所亲行焉。”

（《周易内传》卷五）行之所以高于知，即在于它是道德观念转化为现实的行为，并带来实际的效益，从而使道德真正实现其价值。

颜元反对空谈心性的学风，大力提倡实行实用，把践履、实行看做为学的根本，认为心中醒、口中说、眼中过不如手上做。

做的功效即道德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国计民生，因而也是道德的根本之所在。

其次，行先于知。

在道德的知行矛盾统一中，行是基础。

所谓德，即行道有得。

有行方才有得，无行则不可能有得。

王守仁知行合一之说，即强调这一点。

他说：“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

（《传习录》上）孝悌等道德规范不能只在观念中把握，只有把它贯彻到行为之中，通过行为选择把握它的实质。

因而，正确的道德认识只能从行为中获得，行而后有真知。

王夫之说得更加明白，“行而后知有道”

（《思问录内篇》），“非力行者，不能知也”

，“力行而后知之真也”

（《四书训义》卷十三）。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道德认识，把握道德的实质。

再次，知必实行。

人们获得道德认识，并非是纯粹的知识探求，而是为了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

行是知的目的，只有在行之中才能发挥知的实际作用，实现知的价值。

王守仁把它概括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传习录》上）。

知最终要落实到行，由行来实现和完成。

王夫之则说，“知之尽，实践之而已”

（《张子正蒙注》卷四）。

他认为，知以行为目的，行不以知为目的，行可以获得知的效果，而知却不能获得行的效果。

尽管儒家在知行观上有着知易行难、知先行后、知行相须、知行合一、行先知后等种种观点，但其在解决道德内在的知行矛盾问题上，却始终把行置于第一位，认为行比知更加重要，知只是行的手段，道德最终要通过行来实现，要体现在现实的人伦日用之中。

因而，儒家的道德学说，从总体上看反映了道德乃是一种实践理性的特征。

也由于儒家的道德学说一直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地位，使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像西方那样宗教伦理统治达千年之久。

第二节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理论

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儒家形成了自己的伦理思想体系。

这一体系由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等原始儒学的思想家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和理论格局，经汉儒进行系统化整理和初步论证，宋儒对之进行逻辑的梳理和思辨的论证而最后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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