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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33章（第3页）

坑内堆积的骨头约有30万块，绝大多数是牛骨，其余是猪骨、狗骨、鹿骨及人骨。

骨头都是零碎的，没有利用价值的头骨、脊椎骨和盆骨较多，适合加工成骨器的肢骨和肋骨很少。

骨坑很大，表层有十几条车辙印，宽度在10—15厘米之间，有一对平行的双轮车辙，轮距15米，可能是一辆双辕牛车留下的，其余车辙都不平行，说明是独轮车。

看来，当时的人应该是用手推车和畜力撤倾倒废骨的。

发掘者推测，大骨坑附近应当有一座屠宰场，剔出的骨头被分拣后，有用的送到骨器作坊，没用的则填埋到大坑里。

从坑内的陶片形制推断，倾倒骨头的时间跨殷墟三期和四期，大约从武乙到文丁、帝乙（纣王的父亲）的数十年时间。

当然，这不代表到纣王时屠宰场就停工了，而只是说这座骨坑已被填满。

但因骨坑紧挨着今花园庄村，目前还无法继续探测屠宰场的位置。

在殷墟曾发掘多座骨器作坊遗址和废骨坑，但花园庄南的h27是规模最大的，而且，它距离商王宫殿区很近，很可能是商代后期祭祀牛牲的屠宰地点。

在甲骨卜辞的记载中，用于献祭的牛和人的数量级大体相当，此外，还有猪、狗和羊。

商王陵墓区东侧发掘出两千多座密密麻麻的祭祀坑，埋葬人牲超过万人，但埋葬整牛或其他家畜的坑却远没有这么多，这和甲骨卜辞完全对不上。

那么，这些被献祭的牲畜都去了哪里？

一种可能是，祭祀仪式后，多数献祭用的牛、羊和猪等家畜会被参加者吃掉，而用于献祭的人牲则多数不会被吃掉，所以会形成王陵区的大量人祭坑。

另一种可能是，献祭人牲和家畜的场所不一样。

人牲会被押送到王陵区祭祀场处死、填埋，而多数以牛为代表的家畜则是在王宫区附近杀死献祭，然后是盛大的宴会。

当然，这不代表没有人牲被吃掉，比如，不仅王陵区祭祀坑中有少数被肢解的人骨，h27废骨坑中也有些零星散碎的人骨，但总体而言，其数量还是要远远低于牛碎骨。

祭品是献给鬼神的食品，活人也可以参与分享，这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习惯，直到周代依旧通行。

《仪礼》记载了周代的几种祭礼程序，都是先用食物祭祖（供奉给扮演祖先的人），然后由仪式参与者分食。

也就是说，分享祭肉是当时公认的礼仪。

春秋中后期，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时，就曾因“（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

且“郊，又不致腾俎（祭肉）于大夫”

愤而辞职。

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商王为何要频繁地举行杀牲祭祀了，这不仅是向诸神和列祖列宗贡献餐食，也是满足王族成员酒肉之欲的盛大宴会。

从武丁朝的甲骨卜辞可见，商王动辄举行数十甚至上百头牛的大祭祀。

而《史记》记载的商纣王的荒淫无度和酒池肉林（“以酒为池，悬肉为林”

），其实正是典型的商王祭祀场面，并不专属于纣王。

花园庄的这个王室大屠宰场周边，应该生活着一个贱民村落，村民可能世代要为屠场提供劳役。

一方面，大骨坑中有丢弃的生活垃圾，如石斧、收割用石刀、打鱼的陶网坠和纺线的陶纺轮等，说明他们还有农业和渔业劳作。

另一方面，坑里出土的农具数量不多，可能居民的部分食物来自屠宰场的下脚料，或用粗加工的骨头与外面交换。

大骨坑旁边有十余座墓葬，都是小型墓，随葬品较少，五座有腰坑殉狗。

其中，5是一名男子的墓，随葬一件铜戈和八枚海贝。

他可能是这个贱民小族群的首领。

3是一座祭祀坑，紧挨5的头端，里面埋了两具被砍掉了手脚的儿童尸骨，头朝向主人（西），可见，这个贱民小族群也有自己微弱的武装，还尽量用人牲祭祀自己的头领。

此外，还有两座墓随葬了海贝，作为都城，这里的“商品经济”

应该比其他地区略为发达一些。

至于文王父子在殷都遇到贱民屠夫吕尚的具体情节，现在已经无法考证。

虽然都是西土之人，但他们应该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周人和羌人已经连续三代为敌，现在周昌父子已属商朝上层圈子，吕尚却是殷都的底层贱民，更何况他们可能还有私仇。

但有一点很清楚，那便是，武王周发后来娶了吕尚的女儿，这位周朝开国王后被称为“邑姜”

：“邑姜，武王后，齐太公女也（《左传o昭公元年》服虔注）这个“邑”

字颇不寻常，它并非吕尚家族的天干日名，却和文王长子周邑（伯邑考）同名。

这应该不是巧合，邑姜的名字很可能就来自周邑。

也就是说，周邑才是邑姜的第一任丈夫。

周邑不幸早逝后，邑姜这才改嫁其二弟武王周发，但保留了首任丈夫的名字以作为纪念。

这也许不符合后世周人的礼法，不过，在文王和武王一代还并没有后世的礼法。

周朝开国后尊周邑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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