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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第4页）

三、元、明书院与士大夫精神的内在矛盾

元、明两代，书院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元代书院的演变和明代书院的学术更新，使得元明时期的书院体现出士大夫文化精神的二重性矛盾。

首先来看元代。

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历史上早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

的说法。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元代官方对书院的扶置政策。

元统一全国后，为了利用汉族较先进的文化教育，也为了缓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推崇程朱理学和书院教育，故而促进了元代官办书院的繁荣。

另一方面，元代书院作为一种私学组织，仍然依赖于民间力量得以保存与发展。

元代统一后，很多儒家学者不愿在朝中做官或在官学任教，便退居山林，建立书院，自由讲学。

应该说在发达的元代书院中，那种官学化书院在数量、规模上占主要地位。

而且，为了达到改造书院的目的，元政府往往采取委派山长或给山长授予官衔的方式，以掌握书院的领导权。

书院的教授、学正、学录、直学等职务的任命、提升被要求由官府批准。

元政府不仅控制书院的教师，也控制书院的学生。

凡在书院肄业的学生，需经地方官吏举荐、经监察机关考核。

据《元史》载：“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才辈出矣。”

（元史·选举志.）元官方的政策，不仅使得大量官办书院成为官学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亦使得大量私办书院朝着官学化方向转化。

元代官方对书院的态度，鼓励了具有强烈入仕愿望的士大夫们，他们积极参与当世的社会政治活动，并声称“不如此则道不行”

。

特别是由于程朱理学在元代受到官方的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一切学校教学的法定教材，科举考试也唯朱注是准。

这样，理学和书院在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元代书院因理学地位的提高而得到更大的发展，理学又因元代书院的发展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最终满足了元代儒家士大夫身兼“学者—官僚”

双重身份的价值需求。

元代政权从定都到灭亡，前后不足百年时间，而在书院建设方面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但是，元政府对书院的利用和改造，使得书院官学化了。

由于书院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实行自由讲学的文化教育组织，而元代书院官学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学术创新、教育变革的性质和特色，其结果就是官学的种种弊端亦在书院中逐步出现，如为教者敷衍塞责，为学者追求功名利禄，学术氛围淡薄，教学内容僵化。

所以，尽管元代书院在数量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质量上却远远不及南宋。

明初统治者也很推崇程朱理学，重视文化教育，但他们并不喜欢书院，而是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

所以在明初洪武（1368—1398）至成化（1465—1487）的近一百年间，官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相反，书院却处于沉寂状态。

但是，书院作为士大夫追求文化创新的教育机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是官学所不能取代的。

当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而“士风日陋”

之时，一批倡导学术文化创新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

所以在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

特别是正德年间（1506—1521）王守仁、湛若水心学思潮兴起以后，明代书院真的振兴起来了。

明代初期，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仍占据统治地位，并已成为一种思想内容逐渐僵化的官方哲学，各级学校所传习的理学，不过是一种应付科举取士的章句之学。

为挽救这种思想僵化、学术空疏、道德虚伪的弊端，王守仁、湛若水提出一套以“心”

为本的学术宗旨，以图达到“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

的目的。

王学的兴起，形成了一股影响巨大的学术思潮。

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研究、传播自己的学说时，主要借助于书院。

所以，在王学兴起后，书院也繁荣起来。

推动明代书院兴盛的首要人物是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

他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家，以“致良知”

为学术宗旨。

正德三年（1509年）王被贬到贵州龙场，开始创办龙冈书院，并主持贵阳书院，以后，又在江西修复濂溪书院，在会稽建立会稽书院，江南士子纷纷从学。

王逝世以后，其门人更是大量创办书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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