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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第4页）

孟子早就提出了这样的事君原则：“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孟子·告子下.作为一个真正的儒者事奉君主，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教育的对象，使他能够自觉接受、服从儒家之道。

然而，欲做“王者之师”

的儒者必然面临一个严重的困难。

君主和儒者具有两重关系：君臣关系和师生关系。

作为君臣关系，儒者必须绝对服从君主；作为师生关系，儒者要教诲君主能够尊奉儒家之道。

君主和儒师的关系究竟是君臣关系，还是师生关系，往往不取决儒师而取决于君主。

但是，一切真正的儒者，均应牢记自己的教育职责，哪怕是在权位最高的君主面前，也要保持做“师”

的尊严，正如孟子所说：

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

孟子常常表现出“说大人，则藐之”

的气概，就是在于他坚持了师道的尊严。

关于如何做好“王者之师”

，一直成为历代儒者很费心机的一件事情。

一方面，他们积极劝导君主们能够“尊师”

，认真接受儒师的指教。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往往将君主是否尊师重道看作是衡量其德行的重要标志，他们指出：“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

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

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

（吕不韦著，高诱注.吕氏春秋，卷四.孟夏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3.）另一方面，他们则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对君主进行教育。

如古代朝廷所设的侍读、侍讲，就是一种专门给君主讲读儒家经典的职务。

熟读儒家经典的儒士们通过这种专门职务给君主讲学。

他们还往往著有这方面的专门教材。

南宋儒家学者真德秀任侍讲时，专门编有《大学衍义》一书，以“正君心”

为主旨，为君主传授儒家义理。

君主们亦充分肯定这部教材，宋理宗称：“《衍义》一书，备人君之轨范焉。”

元武宗认为“治天下此书足矣”

，故下令刊行。

明太祖朱元璋曾向儒生宋濂请问“帝王之学”

以何书为要，宋濂即推举《大学衍义》，朱元璋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

可见，历代儒者均重视对君主进行教育。

儒家文化能够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因为历代儒者通过对君主的教育，使具有最高权力的君主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

儒士除了要充当天子之师，还要承当保傅之教。

古代将负责教育、辅导太子和诸侯子弟的官职，统称之为“保傅”

。

《大戴礼记·保傅》解释说：“保，保其身体；傅，傅其行义。”

“保傅”

所教育的对象是太子和其他诸侯子弟，他们大多是天子、诸侯之位的继承者，所以保傅之教十分重要。

古代的儒者总是要处心积虑地思考如何完成对太子进行儒学的教育，使太子们尽早形成所谓“圣人之德”

，成为儒家文化的忠实推行者。

汉儒贾谊曾经担任长沙王太傅，他在谈到“保傅”

之职时提出：

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

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宣。

或为之称《诗》，而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

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

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

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

教之任术，使能纪万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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