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2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第5页）

教之训典，使之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

此所谓学（教）太子以圣人之德也。

（贾谊著，何孟春注.贾谊集·贾太傅新书.傅职.岳麓书社，2010：54.）

贾谊希望能用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的政治、伦理方面的教育，使太子在登天子之位前，就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

第二，士子的培养教育。

君主的权力总是要通过一个官僚群体才能得以实现，儒学的社会功能要得以实现，就必须使儒家学说成为影响、支配官僚集团的思想观念、价值意识。

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和教育制度，为官僚集团能够系统接受儒学教育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先说选士制度。

中国古代官僚队伍的选拔和更新主要是通过选士的途径来实现的。

士即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学校教育而掌握了主流的文化知识，故而成为官僚集团的后备队伍。

选士主要是通过选举和考试两种方法，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不同，清人张之洞说：“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如董、晁、郗、杜之对策是也；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

（张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二.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选折.陈广珍，张国梁主编.蒋楷文集.银河出版社，2002：207.）然而，无论是汉魏至隋的选举制度，还是唐宋至明清的考试制度，均贯穿、坚持了一项基本的原则，即所选的“士”

必须能够系统地、全面地掌握儒家学说。

故而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是以“独尊儒术”

为原则的。

如汉代的选举制度是举孝廉，即是以儒家伦理准则孝、廉作为衡量、选举人才的标准；另设明经科，更是选拔专门从事儒家学说研究教学的专业人才。

此外，汉代察举的其他科目，诸如贤良方正、孝廉、童子科，另有博士、博士弟子之选等各种科目，均要考试经义，以检查他们掌握儒家学说的程度。

可见，汉代士子要想入仕做官，必须精通儒术。

这就促进了汉代儒学的发展，保证了官僚队伍能够系统地接受儒学教育。

唐宋以后的考试选士制度，更是强调科举考试应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

如《明史·选举志》载：“科目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是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记》五经命题试士。”

宋明以降，程朱理学居于统治地位，程朱注解的儒经成为士子必须掌握的文化知识，故而成为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基本条件，这样就可以使官僚集团的成员统一到学习儒学、信仰儒学这个基本点上。

再说教育制度。

选士制度是为了保证进入官僚队伍的人员均具备较好的儒学知识和信仰，即均是真正的儒士。

但这些士子如何才能真正接受儒学知识的系统教育，这是要通过教育制度来实现的。

中国古代学校的教育制度，总是根据选士的标准来开展教育的。

汉代选士要求考试儒家经学，同时，学校就将经学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董仲舒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6：2512.）所以，汉代太学成为培养教育具有儒学的文化知识、价值信仰的儒士的基地。

在太学从事教育的教官称“博士”

，均是当时博通经学的大儒。

关于博士的保举条件有：“生事爱敬，丧没如礼。

通《易》、《尚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

（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一.中华书局，1984：75.）这样才能保证太学能培养出博通儒术之士，能为朝廷所用。

宋元明清以来，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宋代王安石规定了“古之取士具本于学”

的宗旨，将学校育士与科举取士结合起来。

明清时期，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的结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学校在选拔学生、制定教学内容以及培养目标等方面，均与科举制度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以上所说的教育制度、选士制度培养、选拔出来的人才，就成为合儒家知识分子与官僚为一体的特殊阶层，即所谓的“士大夫”

。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既具有儒学的文化知识和价值信仰，又是掌握国家机器运行的官僚集团。

同时，他们通过教育，又不断地自我再生，培养出一代代新的士大夫或儒士。

因此，这些士大夫、儒生应是儒学发挥其社会功能的中坚力量。

第三，对民众的社会教育。

儒学要能真正发挥其社会功能，成为一种统一全国的意识形态，就必须使儒家学说通俗化、普及化，成为广大民众的人生观念、日常习俗。

故而儒士们还要承担一个重要的职责，成为对广大民众进行文化教育的“儒师”

，使儒学的思想观念普及到广大民众中去。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