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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第6页）

能够对民众推广儒学教育的人，既包括在朝的士大夫，也包括在野的儒生。

士大夫是指那些既有儒学的文化知识、价值信仰，又担任各级官吏的特殊阶层。

他们在任地方官员期间，不能忘记自己具有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的职责，故而充当着“官”

、“师”

一体的角色。

西汉董仲舒曾提出：

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6：2512.）

董仲舒认为郡守、县令等地方官的第一职责是从事儒家礼义教化的“师”

，第二职责才是从事政治管理的“帅”

。

在这里，他强化了士大夫们所应承担的文化教育的职责。

这种观念，对汉代的“循吏”

从事儒家文化传播有较大影响。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贾谊、董仲舒以来的大传统一直在强调郡守、县令必须首先发挥‘师’的教化功能，而将执行‘法令’的‘吏’的功能放在次要的位置。

这是汉代循吏的思想渊源之所在。”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7.）所以，汉代的循吏能自觉意识到自己应充当“师”

的职责，往往亲自执经教授。

如《后汉书·儒林·上牟长传》记载其任河内太守时，“诸生讲学者常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

。

他们不仅从事学校教育，也从事社会教育。

如《后汉书》中《刘宪传》记载他任地方官所从事的社会教育，“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

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

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

。

可见，这些“循吏”

就是既能“为教”

又能“为治”

的士大夫。

从事教化事务时，他们则既可为学校诸生执经为教的经师，又可为民间父老子弟从事教化的教化之师。

正像汉代“独尊儒术”

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一样，这种要求地方官吏能够兼任“师”

的教化与“吏”

的治事也成为士大夫的传统。

亦有许多在野的儒士、乡绅等人，他们系统地接受了儒学的教育和熏陶，同样具有儒学的文化知识、价值信仰。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能够出仕做官，而只能在民间从事一些文化教育及其他一些社会事务，他们也是对民众进行儒家文化的教化、传播的一种重要力量。

尽管他们没有官位，但在民间社会中，他们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有文化者，故而能在传播儒学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

他们大多开展私人讲学，一边从事儒学学术研究，一边从事讲学活动。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汉代的精舍，到宋明时期的书院，始终贯彻着这种私人讲学的传统。

汉代的私人讲学很盛，如《后汉书·党锢列传·刘淑传》载：“（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这种私人讲学的形式十分流行，对儒学传播产生了很大作用。

宋明时期兴起的书院，其中大部分也属于这种由隐居山林不仕的儒者传播儒学的教育形式，他们通过创办书院，广招生徒，将儒学传播到大江南北、穷乡僻壤。

明清时期，书院得到极大的普及，民间的儒士、乡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儒家士大夫确实是在自觉地承担着文化传播的职责，他们以师自任，以教为职，使儒学得以成为一个影响广泛和深远的思想文化。

二、儒家“人文化成”

的教育特色

无论是从儒学的起源，还是从儒学在中国古代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来看，儒家与教育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没有教育，儒就难以成其为儒；没有儒，中国古代教育不知是何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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