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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儒家人文教育的宗旨（第3页）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儒者主要有两条人生道路：或是出仕做官，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或是治学从教，走学术教育的道路。

然而，不论走哪条道路，他们均有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思想。

那些获得出仕做官机会的儒生，由于他们懂得教育为立国之本的道理，故而能够在从政的活动中，将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是否重视教育，往往是衡量古代官员的品德、政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至于那些没有机会或者是本人不愿做官的贤士大夫，则更是以教育为自己的终生志向，其目的亦是发挥教育治国的功能。

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

，就是说显达者治国平天下，可以兼善天下；穷困者治学教书，不仅可以对当时的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产生重要作用，而且还可以对后世的社会风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儒家“明人伦”

教育宗旨的确立

应该说，儒家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的社会生存状况休戚相关的人文教育，因为儒家教育关注着人伦失序的严重问题，企图通过发展教育以重建理想化的人伦社会。

因此，儒家从它产生之日就确立了“明人伦”

的教育宗旨。

儒家确立“明人伦”

的教育宗旨，首先体现在对礼教的重视与确立。

孔子认为社会失序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不愿接受礼的规范，而礼恰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

孔子坚持认为：“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季氏.）“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他将学礼、事礼作为教育、人生的根本，就在于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

（李梦生.左传译注，卷一.隐公十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3.，）“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陈澔注.礼记，卷九.仲尼燕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81.）。

在当时，“礼”

与社会秩序、国家治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所以，孔子及儒家学者相信，通过教育而推行礼治，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和谐而完善的社会秩序。

他们充分肯定“礼”

的重要性：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引法，非礼威严不行。

（陈澔注.礼记，卷一.曲礼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

而礼教则可以使每一个个体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及行为准则，在处理自己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时不会违礼而破坏社会秩序，从而实现“明人伦”

的教育宗旨，即如所谓：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

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李梦生.左传译注，卷二十五.昭公二十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165.）

礼教所能实现的，恰恰是儒家所执着追求的人伦秩序和社会理想。

与礼教相关的是德教，它也是儒家“明人伦”

教育宗旨的体现。

礼教着重外在社会规范、行为仪节的推广和训导，而德教则着重内在道德品性、精神人格的培养教育。

孔子不仅提出了仁、智、信、直、勇、刚等一系列有关德性的条目，而且强调要通过学习才能达到对这些德性条目的把握。

孔子说：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也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论语·阳货.）

可见，孔子所讲的“学”

，主要与关于仁、智、信、直、勇、刚等德性条目直接相关，这里所倡导的即是德教。

孔子将德教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可见，他将孝、悌、信、仁等德教的条目放在首位，而将学习文化知识放在“行有余力”

的地位。

究其原因，就在于德教直接与维护社会秩序、重振人伦道德紧密相关，而这一点恰恰是孔子最为忧虑的，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孔子所倡导的德教思想，成为儒家最重要的教育传统，后代的儒家学者无不以德教为教育的根本。

代表儒家教育理念的重要典籍《大学》，就明确标明了这种重德教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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