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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儒家经学教育及其人文内涵（第6页）

在《春秋》中，有“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1395.）的人本思想，有“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1519—1520.）的变易观念，有“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252—253.）的鬼神观。

在“三礼”

中，其哲学思想更为丰富。

如《礼记·中庸》中，就有诸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的性命观，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的中庸天道观。

在《论语》中，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论语·尧曰.）的天命观；在《孟子》中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尽心上.）等天人观念。

它们均是儒学中十分重要的哲学思想，并构成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治道与治术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偏重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治道”

和“治术”

，经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学生传授关于治理国家的知识与技能，即所谓的“治道”

与“治术”

。

历代许多儒家学者在研究、传授经学时，都认为经学是古代圣贤保存他们的治道、治术的遗文，后人学习它们，其目的即在于“通经致用”

。

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说：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

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

《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故人主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

（春秋繁露·玉杯.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35—37.）

既然儒家六经只是古代的圣贤君子提供给后世当政者治理天下的知识和技能，那么“通经以致用”

就应该成为经学教育的一种要求。

诚如清代学者皮锡瑞所叙的汉代经学教育的状况：“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

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诀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90.）以后通经致用往往成为经学研究和教育的一项原则。

所以，学者总是把经典作为关于治道、治术的教材，因为经典中确实包括大量治国的知识与方法。

《尚书》是西周以前的重要政治文献，往往被儒家学者视为能提供“先王”

治国方法的经典，司马迁称：“《书》祀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99：2492.）各代帝王将相以《尚书》作为教材，经常阅读和引用，以寻求治国的原则和方法。

《春秋》虽是一部鲁国编年史的史籍，但那些研治、传授《春秋》的学者则认为：“《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

（宋史·胡安国传.宋史.中华书局，1977：12913.）《春秋》之所以成为“经世大典”

，是因为它包含着许多治国的原则和方法，正如南宋时专门在朝廷或民间传授《春秋》的胡安国所说：“百王之法度，万世之绳准，皆在此书。

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

（胡安国.春秋传·序.）《周易》被认为是一部关于“形而上之道”

的哲学著作，但是《易大传》的作者肯定治国者能将这一“道”

化为治国的原则和方略，他们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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