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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儒家经学教育及其人文内涵（第7页）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周易·系辞传上.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298.）《礼》也是一部关于政治知识及技能的重要教材，因为儒家推崇“礼治”

，礼成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和手段。

《礼记·礼运》称：“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正安君也。”

所以，三礼所记载的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财政等有关政治的制度和治术，均为后代统治者、士大夫所效法。

把儒家经典视为治理国家的知识和方法，以之传授给后来的治国者和士大夫，这种主张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末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

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

’”

（三）历史知识

许多儒家学者认为，儒经不过是先秦的历史文献而已，经学教育的重要目的，只是向后人传授历史知识。

当然，儒家本来就有重视历史知识、尊崇历史文献的传统，孔子整理了先代的文献典籍，并声称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

后来，经学教育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传授历史知识同样是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儒家经典中，《尚书》和《春秋》当属两部最重要的历史教材。

《尚书》是虞、夏、商、周的历史文献，反映出这段历史时期的史实和变迁。

对上古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主要是依据这些历史文献资料。

而《春秋》及其“三传”

，则是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

所以，后代学者均将《尚书》、《春秋》等作为重要的史籍来学习和研究。

《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春秋》记事，《尚书》记言，分别反映了它们作为历史典籍的形式特点。

其他一些经典也和历史知识教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周礼》被儒家学者视为西周的史实记载，尤其是记载了西周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及其他社会制度方面的历史知识，被作为了解西周历史的典籍来看。

另外《仪礼》、《礼记》也被作为先秦的历史典籍来学习。

由于儒家典籍被认为是“先王”

的政教典章，均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故而一些经学家主张“《六经》皆史”

，经学教育的目的则是传授历史知识。

此正如章学诚所说：

《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

曰：闻诸夫子之音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

知未藏往，“吉凶与民同患”

，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与神物，以前民用”

，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

（文史通义·易教.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1985：1.）

在章学诚眼中，不仅像《诗》、《书》、《礼》、《乐》、《春秋》被认为是史学典籍，就连专门论述阴阳之道的《周易》也是和“政教典章”

密不可分的，故而也被作为史学教科书。

（四）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是中国古代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经学教育与语言文字的教学本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教学。

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阳货.）、“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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