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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儒家经学教育及其人文内涵（第8页）

（礼记·经解.朱彬.礼记训纂，下册.中华书局，1995：736.），即是将学习经典与学习语言文字结合起来。

到了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的西汉，由于研究和传授经学的需要，不仅各治专经的经师必须能够解释本经中的语言文字，而且还出现了专门研究、传授文字学的专著。

古文经学大师许慎根据古文经、《周礼》及其他资料，编成了中国古文字学的重要经典——《说文解字》。

另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文字学著作《尔雅》则增加了《释诂》、《释言》、《释训》等篇。

文字训诂所以这样重要，诚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

故而这两部书均成为经师们传习儒家经典的重要工具，《尔雅》一书在后来也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语言文字教学是经学教育的重要任务。

因为语文知识是学者们获得“道”

的价值系统的根本途径。

历代传授儒家经典者，不论哪一派，均需首先解决文字训诂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儒家经典中的“圣人之道”

。

正如清代学者戴震所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

（戴东原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丛书集成本戴东原集，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29：36.）阮元亦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

（研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丛书集成本研经室集，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32.）汉代古文经学派、清代乾嘉学派尤其重视对儒经的文字训诂，他们在经学研究和教学中取得了大量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并特别重视关于文字训诂的基础训练。

四、经学变革的人文因素

汉代以后，经学教育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各个经学家所依据的经典不同，治经的目的和方法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经学流派，体现出不同的教育特点。

周予同曾将经学分为三大派，即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宋学。

他说：“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学，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是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

（经学历史·序.周予同.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1.）周予同所说的经学三大派，也是经学教育的三大流派，他们在经学研究方面有不同的偏重，故而在教育方面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但是，它们均体现出了儒家重视人文教育的基本特征。

今文经学始于西汉初，因为此派所依据的经典是战国、春秋以来儒家学者师生父子之间通过口头传授、并用汉代流行的隶书文字书于竹帛而成，故称“今文经学”

。

今文经学鲜明地体现出儒家重社会功利的人文精神。

西汉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开创者，东汉何休为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在经学的研究、教育方面，今文学派主张《六经》由孔子手定，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所托，《六经》记叙了儒家先圣治国理政的原则和方法。

因此，研究、学习儒家经典的任务，就是要从《六经》中领会出“微言大义”

，寻求治国安邦的“治道”

和“治术”

，为现实政治、社会管理服务。

董仲舒把经学教育看成是帝王“南面而治天下”

的治术，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学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注.汉书，第八册.中华书局，1964：2523.）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主要是关于国家政治的“《春秋》大一统”

、“三统说”

、“王道之三纲”

以及“人副天数”

之类的原则。

由于今文学派以儒经作为治国安邦的政治原则与方法，以至于汉代朝廷总是以儒经为标准来建立政治制度和指导政治活动。

上自朝廷之封禅、巡狩、神祀、宗庙，下至社会的冠、婚、吉、凶等仪节，都必须以经典所记载者为准。

甚至各级官员断案也得以经典为准，即所谓“以《春秋》决狱”

，经书成为司法断案的依据。

董仲舒本人即以《公羊春秋》为依据断决疑案，为传授他的“决狱”

经验，当时还编有《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并载有232个案例。

总之，今文经学充满了鲜明的服务现实、经世致用的精神。

古文经学始于西汉末，盛于东汉。

因为他们所依据的经典是用秦以前的“古籀文字”

写成的，故名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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