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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儒家经学教育及其人文内涵（第9页）

由于今文经学过于强调社会功利，为了依附现实政治，他们大肆宣扬“微言大义”

而任意曲解经典，尤其是大讲荒诞不经的谶纬迷信，和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驰，从而激起一些儒家学者的不满。

古文经学在研究传授经学时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他们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孔子遵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的信条而整理的古代史料即是《六经》。

古文学派偏重对古文经的考据训诂，提倡“实事求是”

的务实风格，继承和发展了儒家重理性的人文精神。

他们认为《六经》均是上古留下来的史料，而要能够正确地理解经义，则应该重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和教学。

所以，古文经学派在教育方面的特点就是，注重对学生传授历史知识和语言文字知识，坚持对儒家经典的理性态度和求实精神，古文学派将儒家经典视为上古的历史文献，强调要忠实、客观地理解经典，以传授真实的历史知识，反对任意曲解经典，斥责今文学派宣扬的“谶纬之学”

，这对经学教育倡导理性主义的人文精神产生了积极作用。

古文学派也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知识的教学，他们为了准确地理解、讲授儒经，对文字、音韵、训诂均作了深入的研究。

西汉末年的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开创人物，他在《七略》中提出了“六书”

是汉字造字的根本法则；扬雄著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汉语方言学创始的专著；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研究、传授汉字的系统专著。

由于古文经学的教学重视历史知识和语言文字知识的传授，故而在历史学、文字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培养了大量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

宋学又称理学、道学，是一种不同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学派。

理学家们认为汉唐诸儒的荒诞和繁琐皆远离儒家以道德义理为根本宗旨的人文精神，他们倡导一种新的经学观念，以求恢复和发展儒家重视人伦的人文精神。

他们一反汉唐诸儒的训诂义疏传统，抛开传注，而直接从经典中寻求、发挥义理。

理学家继承、发展了儒家思孟学派讲心性之学和《周易》的义理之学的传统，同时吸收了一些佛教、道教的理论，建立起一套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兼收佛道两教的宇宙本体论的思想体系。

所以，理学教育的特点是偏重于道德义理及其哲学思想的传授，他们还将这套义理之学归之“孔孟之意”

、儒家经典。

南宋理学家张栻说：“惟先生（指周敦颐）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孔孟之意，于以复明。”

（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丛书集成本张南轩先生文集，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36：74—75.）这里所谓的“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

，正是宋明理学家理解、传授儒家经典的一种方式，即注重对儒经的道德义理的理解和发挥。

为了研究、传授哲学思想，一方面他们特别推崇具有深厚哲学义理的《周易》，另一方面，他们还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来，和《论语》、《孟子》一道合称为《四书》，作为传授儒家义理之学的最重要经典。

这一切，他们均是在复兴儒学人文精神、阐发经典义理的旗帜下进行的。

从汉唐到宋明，中国经学思潮、经学教育流派先后出现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三个主要流派。

在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经学流派在学术界、教育界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主导的经学流派，从而使经学发展史呈现出一种思潮更迭、学派相继的变化局面。

造成这种学术思潮、教育思潮更替的原因是什么？显然，这种动因就来源于儒学内在的人文精神。

儒学是一种关怀现世、注重经世的人文之学，儒学源起于对现实社会的忧患，执着于重建理想人文秩序的信念，并竭力将学术思想、文化教育与人伦秩序、生活日用结合起来。

所以，那些真正具有仁者胸怀和人文信念的儒者总是密切关注学术教育与现实社会的密切联系，坚持儒学的实用理性和人文关怀，从而推动着经学思潮的变革和发展。

西汉今文经学的确立，就和董仲舒等今文学家力求将经学与现世政治、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的社会关怀有关。

同样，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发展，是由于一些儒家学者不满于今文经学因依附皇权而变得荒诞不经，重新倡导儒家的务实求真的理性精神以及以史为鉴的学术传统。

宋学的兴起，又是由于汉唐经学演变为一种繁琐的注疏、僵死的教条、远离人伦日用的知识，读书人沉溺于浩繁的章句训诂之中，逐渐背离儒家人文精神传统。

两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是为了复兴儒家人文精神。

体现在教育上，就是要恢复儒家人文教育传统。

正如朱熹所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

（中庸集解·序.四部丛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三十六册：56.）他向往的是“圣人之意”

、“性命道德之归”

，也就是他力图重振的儒家人文精神，而批评的则是汉唐时的章句训诂之学背离了这一精神传统。

值得再加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经学思潮再度发生演变，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相继又成为这段时期的主流学术和新兴教育思潮。

这种学术、教育的变革同样来之于儒学的人文精神这一动力。

明代晚期，宋明理学已失去了初创时期的活力，那些信奉程朱、陆王的理学家们，往往成为空谈心性、脱离现实的无用之人。

特别是那些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手段，而对社会现实麻木不仁者，其学更是空疏无用。

正如明末学者顾炎武所批评的，“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

（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40.）这样的“义理之学”

、“圣人之道”

，显然违背了儒学忧患社会、兼济天下的人文精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明清之际那些严肃儒者的批评。

那么，应该如何才能纠正宋明理学“空谈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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