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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儒家科技教育的人文关怀（第3页）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因此，体现善的人文法则与体现真的自然法则是相通的，人道的德性文化与天道的宇宙规律是一致的。

那么，研究、观察天地自然的科学精神，同样也是宏扬德性文化的人文精神。

伏羲作八卦的过程就是将自然法则探索与人文法则张扬的统一过程，所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周易·系辞下.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304.）。

这里将观察天地自然的科技活动与“通神明之德”

的人文精神统一起来。

这一点，同时反映在《周易·象传》中君子以德性来效法天地自然，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由此可见，儒家重视研究自然的科学活动，是由于这种科学活动也被纳入到“正德”

的伦理性价值目标之中。

其次看“利用”

。

这是强调科技、科技教育的功利原则。

儒家对科学技术及相关的教育活动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但是努力将它们纳入到社会功利的范围之内，即这些科学技术所以应重视，是因为它们具有与善的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功用。

所以，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发明家的科技活动，主要不是由于对大自然奥秘的惊奇、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追求，而总是将科学技术作为获得社会功利的手段。

正如古代蒙学读物《幼学故事琼林》所表述的：“然奇技似无益于人，而百艺则有济于用。”

他们显得并不那样重视自然知识的真伪，而是竭力分辨它们是“有济于用”

还是“无益于人”

，可见，他们均是以“利用”

的价值原则作为衡量科学技术的一项重要标准。

而且，在中国古代的宗法型政治结构中，“利用”

的价值原则又是和这种现实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所谓“利用”

往往又是指经世之用、政治之用。

黄宗羲曾说：“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而无事实者也。”

（今水经·序.沈善洪.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505.）他认为儒家之学均是有经世之用的知识学问，无论是“治天下”

还是“为民用”

，其实均是经世之用。

再次来看“厚生”

。

根据“厚生”

的原则，科学技术及科技教育应能达到有利于民生日用的目的。

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科技教育不仅要求达到“有用”

的功利目的，而且这种功利要能够和民生日用结合起来。

这一点，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科技教育与人民生活日用的密切联系，从而大大地促进了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和工农业生产技术密切结合的科学技术与科技教育，培养出了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

这种“厚生”

的原则，同时也是德性原则的体现，因为仁德总是要体现在民生日用等实际利益方面，正如古人谈到科学技术的作用时所说：“以术仁其民。”

（小仓山房文集·与薛寿鱼书.王英志.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324.）“术”

是指医术，也可以广泛地理解为科学技术，它们能达到“仁其民”

的目的，其意也是指科学技术能够有利于民生日用。

儒家对科学技术、科技教育的态度，强调要以“正德、利用、厚生”

为价值目标，从而将科学技术、科技教育均统摄到“正德、利用、厚生”

的价值原则之下，这就使得儒家的科技思想、科技教育思想充满了人文精神。

因为“正德、利用、厚生”

的价值原则，强调了道德人伦、社会功利、民生日用的至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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