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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知识传统的审思（第4页）

由于中国传统科技以实际问题、现实需要为目的，故而在纯知识的领域，即以定义、公理为基础的科学理论方面发展不够，但是在应用技术方面则是独步世界之先的。

中国古代的应用技术，包括农耕、水利、天文、医学、冶炼、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知识十分发达。

就是被古希腊人认为是研究抽象概念、不属实用范围的数学，在中国知识传统中也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德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

（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4）.）。

如著名的《九章算术》的数学知识即主要是围绕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包括农业生产、手工业制作、产品交换、赋税负担以及利息、关税、分配等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计算问题，《九章算术》就是为了解决其中的数学计算而编纂的。

不仅是科学技术知识，就是在人文社会知识领域内，功利主义也是建构知识的目的和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

在中国古代，经学一直是传统知识谱系中的主流，是一切文化人必须系统学习的基本知识。

但是儒家经典本来就是一般的历史文献，它们能够由一般的历史文献上升为经典，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它要承担统一意识形态、确立政治法典、形成社会规范等一系列社会政治功能。

所以，和我们今天的有些理解完全不同，经学本身绝不是一门纯粹的学术，通经致用完全是经学的内在要求，尽管经学内部派别各异，各有不同的学术思想特色和成就，但是从最终目的而言，经世致用是经学的根本宗旨。

另外，按现代的人文社会学科分类，中国古代也有政治、历史、伦理、宗教等不同学科的知识，这些知识领域也有重视现实问题解决、以社会功用为衡量标准的特点。

如政治学说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发达的政治学说主要是“治道”

，而不是“政道”

。

“政道”

是以政治原理、公理为出发点的政治学说，而“治道”

则是以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运用、政治运作为目的技能、手段，它们主要是以政治功能而不是政治原理来衡量的。

历史知识发达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特点，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学问，“资治”

是中国历史知识发达的根本原因，社会功用成了历史学发展的原动力。

本来，知识的真理性与有用性是紧密联系的两大根本特性。

由于知识能真实反映客观实在，是一种具有真理性的精神成果，故而能够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具有满足人的目的、需求的功用性。

同时由于知识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利用世界、改造世界，使人们在生产实践、生活实践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原因也在于知识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实在，故有真理性的根本特质。

但是，知识的真理性、功利性毕竟是两种衡量知识的不同尺度。

对它们二者的不同偏重，形成了中西方构造知识体系的不同旨趣结构，而中国传统的知识旨趣是功利型的。

与上述的中国知识传统旨趣的操作性、直觉性、功用性相比，西方知识旨趣鲜明地表现出思辨性、逻辑性及真理性的特征。

我们可以在古希腊人那里找到这种知识旨趣的源头。

古希腊的知识形态建立在主客相分的认知关系前提条件上，一方面强调对理论思维形式的反思，建构了一套脱离现实内容的纯思维形式；另一方面则强调知识是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将客观世界确立为独立于主体的认知对象。

古希腊人相信宇宙世界可以归结为一种最高的存在和普遍的法则，他们称之为“存在”

、“理念”

、“逻各斯”

，同时，世界万事万物各有其具体的本质和规律，知识就是运用概念去反映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规律。

古希腊的知识传统中有一种对知识、思想及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作反思的传统。

奠定古希腊知识传统的那些著名哲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均对知识的逻辑形式作过深入的思考。

他们在“对思想的思考”

（thinkingonthinking）方面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这种思想的反思活动中充分发展了形式逻辑。

他们相信人们所认识的外部世界是有严谨秩序的，“逻各斯”

就是外部世界的秩序、规律的总称。

人们必须运用思维的逻辑形式，即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思维，才能认识和把握那个外在的“逻各斯”

。

所以，古希腊人在思想反思的过程中建立了形式逻辑的法则，包括正确定义概念、科学推理的形式方面的规则。

构成全部西方知识文化的基础的思维规律、逻辑形式，就是在这种对思想的思考中发展起来的成果，它们深刻地影响并决定西方文化知识体系的建立，并且对西方的科学知识的建立和发展都起了奠基的作用。

同时，古希腊的广义的知识阶层中盛行一种脱离社会功用而纯粹为了知识理性的完善而展开的辩证活动和学术交锋，探求知识似乎不是为了现实需要和功利追求，而是为了摆脱人类的愚昧和无知，寻求真理本身就是知识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古今来人们推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

为了寻求真理，希腊人对为学问而学问有着比为现实功用而学问有着更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为这学问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

。

所以，尽管古希腊发达的科学知识给他们的物质生活、社会功用带来了无穷的益处，但是，古希腊的知识形态却鲜明地保留着这种以求真为根本取向的特色。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知识旨趣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强调操作性、直觉性、功利性，这和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知识传统强调知识的思辨性、逻辑性、真理性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这种知识旨趣的文化根源在哪里呢?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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