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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知识传统的审思（第5页）

就是探求知识的文化根源之学。

他认为每个时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结构类型，它们决定和支配着知识总体的构成原则和基本信码。

如果知识形态是人们理性地、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话，那么，支配这种知识的文化根源则往往是非理性的、无意识的。

中西知识形态的差异不是智力水平、认知能力的差异，而是一种知识旨趣的差异。

本文希望借用“知识考古学”

的方法对形成中国传统知识形态，知识旨趣的文化根源作一探讨。

在以文字为符号的知识形态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文化的主体是原始的巫术礼仪，那个时期的文化人被称为“术士”

，所以，我们将这段时期的文化简称为“术”

文化。

术文化完全是一种行动实践化的文化，而与后来概念文字化的知识文化相区别。

远古时期，术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涉及到祭祀、卜筮、祈祷、治病等巫术性的宗教活动，而且还从中发展出包括生产、打猎、军事等各类社会活动的仪文礼节，“其主观目的是沟通天人，和会祖先，降福氏族；其客观则是凝聚氏族，保持秩序，巩固群体，维系生存。”

（李泽厚.说巫史传统.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41.）

其实，在世界各个古文明中，都有一个巫术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源头，以后才从这种原始的巫术文化演变发展为文明时期的宗教文化、科技文化、典籍文化。

但是，中西文化在文明化过程中却走的不是一条途径。

古希腊文化经过“哲学的突破”

之后，其思想文化摆脱了原始巫术，科学与宗教脱离了巫术而获得独立的发展。

这样，西方的知识传统具有了思辨性、逻辑性、求真性的特色。

但是，古代中国的巫术文化则直接转化、演变成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既保存了巫术文化中操作性、功能性及主客互渗性的特点，但是又具有理性化、典籍化、体系化的特点，儒家的《周易》、《仪礼》等经典就是这种典籍化巫术的文化结晶。

这种由“术”

而转化过来的“学”

，就必有自己不同于西方知识形态的传统和特色。

中国的知识传统所以具有自己的特色，与它源于术文化、同时又包容术文化有密切联系。

譬如说，巫术文化是一种身心一体的文化，注重程式化的活动，其思想概念都体现在规范化、操作化的活动过程之中，古代中国的知识形态也具有操作性的特点，“知行合一”

、“理在事中”

表达了这种知识形态的特点；巫术的活动过程是主客不分的，施行巫术者既是具有主动精神的祈求者，又是那作为“神灵”

的对象性存在，而古代中国的知识形态也明显具有主客不分、天人互渗的倾向，认知对象从来不是某种脱离主体的对象性存在，就是朱熹确立了“天理”

作为认知对象的客观法则，但他最后又承认“心与理一”

，认知对象就在认知主体之中，格物时所认识万物中之理与体认心中之理结合起来，它是同一个“天理”

。

巫术文化不是为了个体的精神超越，而是希望获得世俗的现实需要和物质利益，古代中国的知识形态也具有功利化取向，功利性成为衡量知识价值性的根本标准。

由于中西文化的历史渊源、演化过程、基本结构不同，故而导致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各自不同的知识形态。

这两种各具文化渊源和显著特色的知识、知识旨趣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

古代中国的知识传统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实用精神，以这种实用知识传统为依据，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艺、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及相关的社会组织结构，使中华文明一直保持为世界最发达、最优秀、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文明之一。

而古希腊的知识传统则体现出一种理性主义精神，要求一切知识均要建立在思辨化、形式化的逻辑思维的基础之上，古代西欧以这种思辨理性为依据而创造了自己的哲学、科学、宗教、道德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西方文明同样是世界最发达的优秀古文明之一。

从历史角度来看，应该说，中西方知识形态、理性传统各有千秋，并且形成了各自灿烂的古代文明。

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知识传统呢？一方面，我们无疑要充分认识到古代中国的知识传统的不足。

我们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市场经济的建设，建设一个高度组织化、效率化、法制化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

那么，我们就需要克服、弥补传统中国在知识理性方面的不足，学习、吸收西方的知识传统和理性传统。

西方知识的理性主义精神，是我们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市场经济与契约社会所必须接受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人类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思考，又会发现中国的知识传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质疑、反思与批判，确是击中了遍及全球的现代化运动的深刻弊端，包括工具理性对人的宰制、科技手段对自然的掠夺、机械化社会组织的非人性化等等，从而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本来，从人类文化生态的角度看，文化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手段，是人类与自然共同构筑的一个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

但是，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能够建立最大程度上激发、满足人类的消费欲望的商品经济，发展更有效地开发和掠夺自然的科学技术，建立更有效率但又是更加机械化的社会组织，这种膨胀了的工具理性非但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反而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而中国传统的知识理性并不预设主客二分，而是将宇宙看作是人参赞化育的过程，这种实践型的知识形态，永远保持着它作为人类参与宇宙过程的特点，以保持人类文化生态的和谐。

所以，人类为了真正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目标，为了构造一个更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就需要重新认识、理解中国的知识传统。

（本文列入2002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

的“论坛发言”

，选入《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论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又载《船山学刊》200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哲学》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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