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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六艺之教的智育因素（第4页）

在“六艺”

中，书、数之教最能反映智育的特征，是最重要的智育教学内容。

书教即为识字教学。

如前所述，夏商周三代在中国文字发明、形成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陶符到甲骨文、钟鼎文，中国文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

据考古发掘统计，商代甲骨文、金文已有5930多个，字数增加，笔画也更复杂，因而识字是三代贵族拥有文化知识的重要标志，识字教学是当时智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据《礼记·内则》载：“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

可见，西周时儿童到十岁就得学习识字与算术。

西周的识字教学比较发达。

西周的学人根据文字的特点总结了文字形成的规律，他们在对学生实施识字教学时，即是依据汉字规律实施文字教学。

不少汉代学者追叙并肯定了西周人以“六书”

将汉字分类以施教的情况。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亦提出：“《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他将“六书”

概括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当然西周是否实行了以“六书”

作识字教学，尚需要更有力的史据证明，但西周确已开始了文字学的研究，并利用汉字规律教学。

文字学家唐兰认为：“中国人研究文字，据现在所知，是周朝开始的。

《尔雅》据说是周公做的，所记草木鸟兽虫鱼的名称，很多是新造的形声字，倒很像是西周前期的……”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2—13.）

而且，中国最早的字书《史籀篇》，曾被认为是周宣王太史籀为教童子所编，此说虽不确切，但近人考证它与西周文化教育确实有一些渊源关系。

所以，西周人使用文字分类的教法是完全可能的。

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史籀篇》当与周人的识字教学有直接关系，说明‘六艺’的书学可能已有字书作为教材，其施教也有一定的办法。”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1卷．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109．）

先秦的所谓“数”

是数术的简称，故而数教的范围比数学更广泛，除了指今天的数学外，还包括各种自然之理以及企图认识、利用这些自然之理的巫术。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六项。

可见数教的内容十分庞杂，它既包括宗教知识、巫术技能，又包括各种自然知识、科学技能。

在夏商周三代，宗教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数教的任务，首先就是向学生传递这些宗教知识和巫术技能。

上面所讲数术的六个方面，大多是作为一种宗教和巫术技能来传播的。

如“天文”

，就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天文，而是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观测天象的自然知识和预测吉凶的宗教知识是联系在一起的。

至于蓍龟、杂占等，则完全是一种巫术知识和技能。

如蓍龟即是包括龟卜和占筮这两种卜筮之术，龟卜即是根据火烤后的龟骨的裂纹以卜断人事的吉凶。

《周礼·春官·宗伯》载“太卜”

之职能：“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

龟兆有三大类型，而每一类型又包括120种基本形状，而断定吉凶的“颂”

多达3600条。

所谓“占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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