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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薛瑄的教育思想（第4页）

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

具体而言，他的“格物”

、“下学”

的内容主要包括在生活实践和儒家典籍这两个方面，因为所谓“人伦之理”

通常总是存在于这两方面的。

首先，是日用伦常的生活实践。

把生活实践作为教学内容，则应从主、客体两个方面来考察，这里先从主体方面来看。

生活实践是一种由主体积极参与的活动，作为主体的人首先是一个具四肢五官的形而下的有形之物，因而他同样是“格物”

的对象、“下学”

的内容。

薛瑄所云的教学内容必然会将其包括在内：

格物所包者广，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

如耳则当格其聪之理，目当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则当格其止肃恭重之理，身心则当格其动静性情之理。

（读书录，卷二.）

他认为耳目口鼻身心皆为形而下之物，而形而上之性（理）就存在于物中，学者在“知性”

时首先就应以主体自身作为认识对象、教学内容。

尽管“性”

、“太极”

是形而上的本体存在，却不能离开人的身心活动，他要求“只于身心口鼻耳目、手足动静、应事接物至近至小处看太极”

，（读书录，卷四.）即要求学者在视听言动的活动中学到所应遵循的当然之理。

这就是所谓“格物”

对象、“知性”

内容。

其次，从客体方面来看。

生活实践离不开种种社会关系，它们是主体道德行为所要实现的客体。

薛瑄把君臣父子的社会也称为物，并肯定在物之中就有形而上之性（理），这正是学者“格物”

、“下学”

的内容。

他说：“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伦之理，即性也。”

（读书录，卷一.）因此，薛瑄亦把这些所谓的“人事”

作为“知性”

的教学内容。

他说：

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理也。

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类是也，天理在人如仁义礼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贞之命是也。

盖下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人事，便是上达仁义礼智、元亨利贞之天理也。

（读书录，卷四.）

所谓“上达天理”

也就是“知性”

，但这必须体现在“下学人事”

的教学内容之中。

学者不可能舍“人事”

而求“天理”

，舍“君臣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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