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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薛瑄的教育思想（第6页）

则是万理的总称，如何由通一物之理过渡到通万理之性呢？薛瑄认为有一个逐步积累的阶段。

他说：

然天下之物众矣，岂能遍格而尽识哉？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不踈以略，不密以穷，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极。

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明日又格之，无日不格之。

潜体积玩之久，沉思力探之深，已格者不敢以为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为难而遂厌。

如是之久，则塞者开、蔽者明，理虽在物而吾心之理则与之潜会而无不通。

始之通也，见一物各一理；通之极也，则见千万物为一理。

朱子所谓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者，可得而识矣。

（读书录，卷二.）

他认为天下之物无穷，学者首先应“澄心精意”

，循序渐进，在经过“无日不格之”

的长期艰苦学习以后，才可以进到“塞者开、蔽者明”

的高一级认识阶段。

最初，学者只能达到“始之通”

的知性认识，只能从一物中见一理。

在经过长期的知识积累之后，就可以进入到“通之极”

的理性认识阶段，就可“见千万物为一理”

，达到认识“性体”

的目的。

薛瑄所说的格物致知的深化过程，显然是汲取了朱熹之学从“物物而格”

到“豁然贯通”

的致知过程的思想。

在这里，他主要进一步强调朱熹教学思想的正确性。

薛瑄教学法思想亦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他强调的体认法之中。

他在教学上固然重视格物致知，但是由于理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获得纯粹的知识，而是在于懂得和人的内在心性不可分离的人伦之理。

要把格物致知中所获的人伦之理与人的内在心性通融为一，就必须借助于学者的自我体认。

因而，他主张学者重视自我体认的学习方法。

他说：“有人为学者徒日讲道，学道不知所以体认之则，所讲所学者实未知为何物也？”

如果不运用体认方法，人伦之理就会成为与学者本身毫无关系的纯粹知识，这就不能达到儒者教学的目的。

那么，什么是体认法呢？如何进行体认呢？薛瑄所说的体认就是强调在学习人伦之理时要从自我的内在心性出发作理解，以使道德义理能落实在个体自我的道德实践之中。

他说：

体认之法，须于身心之所存所发者，要识其孰为中?孰为和?孰为性?孰为情?孰为道?孰为德?孰为仁?孰为义?孰为礼?孰为智?孰为诚?又当知如何为主敬?如何为致恭?如何为存养?如何为省察?如何为克己?如何为复礼?如何为戒慎恐惧?如何为致知力行?如何为博文约礼?于凡天理之名皆欲识其真，于凡用功之要皆欲为其事。

如此则见道明、体道力，而无行不著习不察之弊矣!（读书录，卷三.）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薛瑄把体认法看作是教学的根本方法。

它不仅是学者学习仁、义、礼、智、信的人伦之理的重要方法，而且还贯穿在其他教学方法（如主敬致恭、省察持养、致知力行）之中，对它们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体认法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能把对外在的道德义理的学习，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心性的显露。

这时，学者在格物致知过程中所获得的人伦之理就不仅是一种与本人无关的客观知识，而是与学者的内在心性密切相关的自然流露，并总是和学者的生活实践紧密地结合为一体的。

薛瑄十分重视体认法。

他把这一方法运用到读书之中，并且使之成为他所倡导的最重要的读书方法。

由于读书所接受的完全是文字符号的书本知识，学者很容易沉溺于文辞章句之间，忘记读书就是为了体认儒家经典的义理。

因此，薛瑄特别强调读书不能沾滞于言语之间，而应探寻书中的人伦之理，并与自我身心的体认、实践结合起来。

他说：“读书当因其言以求其所言之实理于吾身心可也，不然，则滞于言语而不能有以自觉矣。”

（读书录，卷一.）“读书不体贴，向自家身心做工夫，虽尽读古今天下之书，犹无益也。”

（读书录，卷二.）那么，在读书中如何运用体认法呢?薛瑄提出了下列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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