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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与弼的教育思想（第2页）

的必要性、可能性做了重要的理论上的论述。

吴与弼在这方面也是继承了宋儒的学说，虽然他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兴趣是在成圣的工夫而不在为圣的根据。

吴与弼说：

人之大伦五，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已。

五伦各有其理，而理具于吾心，与生俱生，人之所以为人，以其有此理也。

必不失乎此心之理，而各尽乎五伦之道，庶无忝于所生。

（吴节妇传.康斋集，卷八.）

他把儒家的纲常伦理称为“理”

或“天理”

，并认定它们是来之于人的本心、生而即有的先验之物，人们只要能保持、遵循本心的天理，就可以成为理想的圣人。

吴与弼认为人的内在心性是成圣的依据，他还进一步将此依据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

他说：

无极之妙，克盈宇宙而该贯吾心，何可须臾离哉？（省斋记.康斋集，卷十.）

夫心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本自莹彻昭融，何垢之有？（浣斋记.康斋集，卷十.）

“吾心”

作为一种道德主体精神，标志着成圣是每一个体的内在自觉追求。

但是，他认为这种主体精神在时空上是无限的绝对存在的显现。

它能“妙古今”

、“贯古今”

，因为它是“克盈宇宙”

的“无极”

的体现。

每个个体虽然皆具有成圣的根据，但这种根据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则必须重视教育。

事实上，世人极少能够成为圣贤，其原因即在于教育不够。

他说：

仆闻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圣人之道昭明易见，简易易行。

然世鲜能之者，不学故耳。

原其故有二焉：懵然无知而不事夫学者，庸人也；学焉而弗克者，未诚也。

惟其未诚也，是以事物交前，理欲互战。

（与徐希仁训导书.康斋集，卷八.）

吴与弼认为虽然圣人之道是“昭明易见，简易易行”

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教育的重要，如果离开学习，就不可能知圣人之道而达到成圣的目的。

可见，吴与弼总是明确地围绕“求圣”

问题来讨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他还由此开始提出“下学之功”

的问题。

他说：

而今而后，吾知圣贤之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气质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学之功，此去何如哉!（日录.康斋集，卷十一.）

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在于成圣，但学者究竟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成圣呢?这就离不开以教学方法为内容的“下学之功”

，也就是明儒常常讲的工夫论问题。

史学界一般认为，吴与弼之学继承宋儒，兼采朱陆。

朱陆的教学方法论有一个对立的观点：朱熹主张泛观博览的“道问学”

工夫，要求通过对外物的致知途径来启发人的道德觉悟；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的“尊德性”

工夫，要求通过内心的直觉体悟以恢复人的道德本能。

明清学者认为吴与弼兼采朱陆，亦在于他的教学方法论既讲读书致知的下学功夫，又讲静观体悟的上达工夫。

从这个角度讲，黄宗羲所言“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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