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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与弼的教育思想（第3页）

（明儒学案·崇仁学案.）有其道理。

但是进一步深究其工夫论，则可以发现他在兼采朱陆时又有偏重和新的创发，这正是他能引发明代心学思潮的重要原因。

二、为学工夫之一：读书

为了达到“求圣”

的教育目的，吴与弼十分重视教学方法。

他首先继承了程朱学派重视读书穷理的传统，以读圣贤之书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

他提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备仁义礼智四端也。

……欲异于物者，亦曰反求吾心固有之仁义礼智而已。

欲实四者于吾身，舍圣贤之书则无所致其力焉。

（劝学赠杨德金.康斋集，卷八.）

人皆具仁义礼智四端，故而人性本善，但人要恢复本善的天性，就须读圣贤之书。

显然，这是因为圣贤之书中包括了做圣贤的道理和方法，如果学者能够“将圣贤之书熟读玩味，体察于身，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之间，必求其如圣贤者，去其不如圣贤者”

（劝学赠杨德金.康斋集，卷八.），就可以达到成圣贤的目的。

他这种“将圣贤之书熟读玩味”

的主张和朱熹的泛观博览的“道问学”

工夫十分接近。

由此来说，他确是继承了程朱学派的为学工夫论。

所以，吴与弼在倡导读书穷理时，其许多具体的读书方法和朱熹都比较接近，如以下所列：第一，“循序熟读”

。

他在自己制定的《学规》中提出：“须用循序熟读《小学》、《四书》本文，令一一成诵，然后读《五经》本文，亦须烂熟成诵，庶几逐渐有入。

此个工夫须要打捱岁月方可。”

学规.康斋集，卷八.吴与弼主张读书应“循序熟读”

、“烂熟成诵”

，显然是继承了朱熹提出的“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

、“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

等读书方法。

他所列的从《小学》到《四书》再到《五经》的顺序，也和朱熹倡导的读书计划大体相近。

第二，读书应专心致志。

吴与弼提出：“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

学规.康斋集，卷八.这种读书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并保持远大志向的要求，亦和朱熹倡导的“居敬持志”

的读书法十分一致。

朱熹曾提出“读书须收敛此心，这便是敬”

、“立志不定，如何读书”

？可见，吴与弼关于读书必须“专心致志”

的想法，也是继承了朱熹的读书法。

尽管如此，吴与弼的工夫论决不仅仅是程朱之学的复述，而是有着重要的创发，这种创发使他得以逐步向心学转型。

理学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内圣人格，其一切教学法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南宋朱陆之争的焦点在于：朱熹强调读书是为了“道问学”

，认为道德知识的积累是成圣的关键；陆九渊并不绝对反对读书，但他坚持读书只是为了“尊德性”

、“发明本心”

，因为成圣的关键不是积累知识，而在于“明心”

。

在这一点上，吴与弼接近陆学而不是朱学，他虽然十分重视读书，但是他所倡导的读书，其主要目的不是积累知识而在于“反求吾心”

，即在于对个体内在之心的本体体悟。

因此，他认为那些不具道德知识而能涵养本心的人，亦可达到成圣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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