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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曾国藩论人格与学问（第6页）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以诗言之，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

……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意人胸襟也。”

（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959.）庄周、邵雍等人的诗文大大拓展了曾国藩的人格境界，这是通过“切己体察”

方法而促进人格、学问一同发展的重要证明。

其二，主静居敬。

自从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圣人定之以正仁义而主静”

以来，“主静”

逐渐成为儒家学者重要的德性修养的方法。

当然，朱熹等人认为“主静”

难与佛道二家工夫相区别，故而又提出“居敬”

工夫以代之。

曾国藩同样十分推崇“主静”

与“居敬”

的方法。

他曾经将“主静”

作为德性修养与读书学问共同使用的方法，而且并不忌讳主静工夫与道家的关系，他曾以十分欣赏的态度认为“老、庄之虚静”

（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是重要的修身方法与读书方法。

当然，曾国藩十分重视“主静”

工夫，首先亦是从人格的德性修养方面考虑的。

他十分赞同并且努力实践“静坐”

工夫，他认为儒者的静坐应该是“神明则如日之升，身静则如鼎之镇”

，他认为这种主静是不同于佛教的冥然入定的，作为一个儒者应该通过主静而发现心中的“寂然不动之体”

、并使“仁心不息”

。

曾国藩在“日记”

中记述说：“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

息息静极，仁心不息，而参天两地之至诚乎？……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

（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129.）正由于“主静”

能够产生这种“仁心不息”

的效果，故曾国藩坚持将其作为重要的人格修炼方法。

另一方面，曾国藩又认为主静中产生智性的“明”

、“神明”

，这正是读书学问的根本条件，因为读书学问所获得的天地万物之理亦是心中的“寂然不动之体”

。

所以，他提出的“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

（书赠仲弟六则·静.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435.），就是指主静者能够在静中保持、呈现自己本有的神明。

这种“明”

、“神明”

正是人的智慧的体现。

在这种“明”

、“神明”

的状态下读书穷理是最有效的。

所以，他赞成以“静”

作为“穷理之本”

（复陈艾.曾国藩全集，第30册.书信（十）：7051.）。

“主静”

有时又被称为“居敬”

，曾国藩常将此作为终身遵行的“为学之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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