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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明理学与书院精神（第7页）

。

朱熹认为“理”

在自然、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即使天塌下来、陷落了，“理”

也一定存在。

天陷落了只是形而下的物，而“理”

不是形而下的东西。

他引用了《周易》中的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

是形而上者，是在形体之上的，不是在形体中间的。

“形而下者谓之器”

说的是世界上所有具体的事物都是“器”

，例如树木、花草、房子、人，等等。

“器”

中间一定有一个道理，无论是自然之物还是社会之物，都要服从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一定是“先天地而生”

，是宇宙中最高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朱熹就把这个东西称为“天理”

，又叫“天道”

。

西方的哲学家讲究“为知识而知识”

，就是追根究底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想清楚，弄明白，这是纯粹为探求大自然的奥秘而进行的探索。

但是儒家士大夫（尤其是朱熹这样的理学家）并不是这样，只是借用儒家的理论来论证“君臣父子”

、“仁义礼智”

的可行性。

唐末五代时期的伦理非常混乱，君臣之间相互残杀、宗族内部乱伦的现象很多。

儒家学者认为只有按照儒家的这套伦理来管理，社会才能够稳定。

理学家的“天理”

不是普通的道理，也不完全是一种人伦秩序的伦理。

朱熹并不像孔子一样认为“因为父母生我养我，所以要为他们守孝三年”

，他论证的儒家伦理就是天理，世界就是由天理来主宰的，你如果不服从伦理就是不服从天理，所以朱熹把天理抬到一个最高的高度，也把儒家伦理强调到天理的高度。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朱熹所说的这个天理究竟是为现实社会中的谁说话?清代有个学者叫戴震，说天理就是上位者为压迫下位者而设立的。

应该说，程朱的“天理”

是双向的，既是对下位者而设立的，又是对上位者而言的。

二程就是给皇帝讲经的老师，他们曾不断地提醒皇帝要服从天命，因为宋代的中央集权非常严重，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权力越高，则越危险。

怎样来制约皇权?是这些大儒关心的问题。

中国古代没有民主、舆论等监督皇帝的机制，最好的制约方式就是通过讲天理，告诉皇帝哪些是天理，让皇帝自己领悟到不能放纵过度、为所欲为的道理。

不能因为自己是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要服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伦理要求。

朱熹也是这样，他动不动就给皇帝上书说要注意“存天理，灭人欲”

。

当然，“天理”

也有针对下位者的一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统治者不但有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同时还有文化权力。

天理论一旦运用到现实社会层面上来，就成为上位者训诫下位者、奴役下位者的工具，所以，就变成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

，这是制度上的原因。

（十）理学的文化宗旨之二——知识体系

从知识体系的源头来说，理学家所讲的天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理学家认为，这些理论并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全部来自于儒家经典，他们只是对这些经典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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