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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前几年，北京市作协举行了一次我的作品的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为什么说&ldo;回到&rdo;呢?因为我在年轻时曾经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

台湾一家杂志在转载我的小说的前言中，说我是中国最早使用意识流的作家。

不是这样。

在我以前，废名、林徽因都曾用过意识流方法写过小说。

不过我在二十多岁时的确有意识地运用了意识流。

我的小说集第一篇《复仇》和台湾出版的《茱萸集》的第一篇《小学校的钟声》，都可以看出明显的意识流的痕迹。

后来为什么改变原先的写法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我自己的原因。

简单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会是一回事。

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学，绝不会像西方文学一样，除非你侨居外国多年，用外国话思维。

我写的是中国事，用的是中国话，就不能不接受中国传统，同时也就不能不带有现实主义色彩。

语言，是民族传统的最根本的东西。

不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就写不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文学。

但是我所说的民族传统是不排除任何外来影响的传统，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

比如现代派、意识流，本身并不是坏东西。

我后来不是完全排除了这些东西。

我写的小说《求雨》，写望儿的父母盼雨。

他们的眼睛是蓝的，求雨的望儿的眼睛是蓝的，看着求雨的孩子的过路人的眼睛也是蓝的，这就有点现代派的味道。

《大淖记事》写巧云被奸污后错错落落，飘飘忽忽的思想，也还是意识流。

不过，我把这些融入了平常的叙述语言之中了，不使它显得&ldo;硌生&rdo;。

我主张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关于写作艺术，今天不想多谈，我也还没有认真想过，只谈一点：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

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

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

语言不仅是所谓&ldo;载体&rdo;，它是作品的本体。

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

谁也没有创造过一句全新的语言。

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

我们的语言都是有来历的，都是从前人的语言里继承下来，或经过脱胎、翻改。

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

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的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

毛主席写给柳亚子的诗&ldo;落花时节读华章&rdo;，&ldo;落花时节&rdo;不只是落花的时节，这是从杜甫《江南逢李龟年》里化用出来的。

杜甫的原诗是：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ldo;落花时节&rdo;就包含了久别重逢的意思。

语言要有暗示性，就是要使读者感受到字面上所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即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朱庆余的《近试上张水部》，写的是一个新嫁娘：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诗里并没有写出这个新嫁娘长得怎么样，但是宋人诗话里就指出，这一定是一个绝色的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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